第三章

中国作为大国的破产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实现收支平衡是必须的事。一个家庭不能实现收支平衡，买米都没钱，每天都挨饿，那就只能破产，破产之后不算完，作为生命，日子总得过下去，那就只能走偏路，比如抢劫，比如卖身。偏路也走不通的时候，就只能是活活饿死。所以每逢乱世，很多家庭收入锐减，抢也没地方抢，把邻居做成人肉包子的手艺也不具备，经常就是饿殍千里。

相对来说，公司破产倒是很简单的事。不管你公司有多少优质固定资产，有多少专利技术，有多少高级人才，只要现金流断了，公司就逃不掉破产的命。很多时候，净资产过百亿的企业，能因为短期内2000万的资金缺口，活活地被憋死。说不定最后清算下来，你的百亿资产只能折算成几百万的现钱，于是你只能去跳楼，一了百了。你的员工把你剩下的那点遗产分了，高高兴兴地去找另外一家公司打工，继续祸害另一个老板。

最复杂的破产，就是国家破产。政府有支出也有收入，一旦收支不能平衡，即便是印钱也无法维持的时候，那政府也只能破产。政府破产的结果，是货币丧失信用变成废纸，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消失，警察和军队系统都无法维持，能源供应断绝，整个国家变成丛林社会。

现在，我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到底有没有可能破产？这个建立在经济总动员基础之上的国家，这个以制造业生产能力为印钞之锚的国家，它会不会破产？

考察一个经济体是否健康，关键是观察其收入与负债的比例关系。对于中国政府的债务数据，2005年才开始进行统计，当年度的中央政府负债总额为3.2万亿(注意，这个数据不包含地方政府负债，当时也不太允许地方政府借债)，政府财政总收入(包含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收入)为3.1亿，债务额与收入额大致相等，不过也还好，不算离谱，放到国际上，算是个平均水平。

这种平衡关系维持到2007年，当年度的中央政府债务额为5.2万亿，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为5.1万亿。再之后，游戏规则变了。胡温政府为了应对08年金融海啸，推出4万亿投资计划。中央政府只出1万亿，其它资金都必须由地方政府配套投资。可怜地方政府基本上都是讨饭财政，在分税制之下，中央拿走70%税收收入，地方只有30%，所以地方财政的常态就是穷，老师工资都要拖欠的，根本没钱投资。现在逼着地方政府拿钱出来，283名市长对着温总理就是一句话：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作为交换条件，中央于是放开了对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地方融资平台犹如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到2013年，两级政府财政总收入是12.9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总额是8.7万亿，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则是从无到有，膨胀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按照中央调查组2013年中的清查结果，大概是18万亿。这个数据当然是缩水的结果，一定有相当额度的地方债务未能纳入统计。不过我们不管了，就看这个缩水的数据，地方与中央的债务相加，达到20万亿的规模，对比两级政府12.9万亿的收入，债务额是收入的1.6倍。这要还起来，根本不知道怎么还。

2014年以来，地方债的失控状态进一步加剧。在央行疯狂开启印钞机的背景下，地方债规模持续扩大。根据“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债登”)统计的“地方债”发行数据(注意这只是公开发行的地方政府一般性债券，属于地方政府债的一种)，1-11月已经达到了4000亿的规模，显著超过去年的3500亿。至于公开发行的城投债，到6月份就已经达到1.1万亿的惊人规模，远远超过去年全年的7千亿。而其它类型的地方政府债新增数量，则根本无从统计。按目前这种发展趋势，中国两级政府的债务总额，今年就能达到总收入的两倍了。

另外一个可以参考的数据是：由中债登托管的债券总量，去年是25.9万亿，今年1-11月份已经达到了28.6万亿的规模，预计全年能达到29万亿的规模。基本上中国公开发行的债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和企业债，都会在这个托管系统里反映出来。考虑到中国债市的发债主体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和国企，私企能发债的少之又少，所以这个数据，也能反映中国官方债务规模的扩大趋势。基本上，这一届的习李政府，没能控制债务的恶性膨胀，这是板上钉钉，无可质疑的事了。

不幸的是，政府收入方面，则出现了显著的萎缩趋势。2014年1-11月的财政总收入也就是12.9万亿，和2013年全年等同，预计全年的财政增收幅度也就是9%的幅度。此前每年的财政增收幅度，那可都是两位数。06年是22%，07年是32%，08年是20%，09年在金融海啸的余威之下下降到12%，2010年恢复到21%，2011年还有25%呢。然后收入增速开始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2012年是13%，2013年则下降到了10%。这样一看，目前这种财政收入增速，就好像连续遭受了3年的金融海啸肆虐似的。

这种财政增收幅度的连续三年萎缩，一定要找到原因。幸运的是，这种原因很容易找，简直是随手拈来。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总数是45.3万个，2013年则是35.3万个。10万个工业企业消失了。消失的主要都是什么类型的工业企业呢？2010年纯私营工业企业数量为27.3万个，2013年下降到19.5万个，7.8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消失了。这就是我们近三年真实的经济状况。这才是冷冰冰的经济真相：民营制造业，正在大规模的死亡，死亡率高达26%。

与此同时，外资制造业逃离中国的趋势，也根本无从掩饰：2010年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数为3.99万个，2013年下降到3.12万个。3年时间，外资工业企业的数量减少了8700个，萎缩率达22%。唯有惨烈这个词，才能形容这种极端的萧条。要知道，即便是08、09年金融海啸肆虐的年份，中国的工业企业总数，也能维持42万个规模不变呢。中国的统计数据基本上都是被处理之后的结果，然而企业数量这种冷门数据，关注的人很少，所以被篡改被调整的可能性很低，因此也相对可信。

最近这三年，在纸币时代终结的大背景下，面对美元和产业回流的趋势，中国完全失去了抵抗之力。全民总动员的经济模式，怎么就抵抗不住产业回流的威胁呢？怎么就保不住我们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呢？怎么就丢盔卸甲到现在这样的地步？莫非中国人的工作热情，已经无法再动员起来了吗？

要理解当下中国人的动员力问题，必须追溯到1995的经济体制改革，当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崩决的关口，在欧美的经济制裁之下苟延残喘。今天的国人大多已经忘了我们当时经历过怎么样的困境，官方承认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1993年为14%，94年为24%，95年为17%。这是非常恐怖的涨幅。93年下半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从1比5.64，连续攀升到1比8.27，人民币贬值了6成多。朱总理为了应对困局，激发经济活力，采用了破釜沉舟的经济动员方式，当然，这也是中共历史上最后一次经济总动员：国企抓大放下，除了保留若干优势垄断企业外，其它国企全部卖掉，员工强制下岗，将生活安逸的国企员工驱赶到残酷的商海，进入富有竞争力的中小民企；同时在财政上实施分税制，将70%的税收都收归中央，以集中和整合资源。

此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是根据各自的行政职能比例划分的。中央的职能无非是军事外交，在现代政府所有行政职能中比例也就是30%的分量，而民生服务职能全部放在地方政府身上，占比70%，所以此前税收收入的分配，也是中央30%，地方70%。现在一声令下，将税收分配体制倒转过来，但是行政职能的分担方式没有变化，从来没进行过任何调整。中央手里有了钱，当然就有了动员的能力，可以开展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比如三峡工程，比如南水北调工程，以拉动经济发展。

这一次决绝的动员方式影响深远。首先就是，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掌控。从国企被驱赶出来自谋生路的国人，首先就会丧失对这个政府的信任。考察城镇就业人口数据，2000年国企的就业人数还有8100万人，显著高于民企的1268万、外企的642万和2131万个体户，这三者加起来也就是4041万罢了，只相当于国企就业人数的一半。到了2013年，国企就业人数下降到6365万，而民企则上升到8242万，再加上外企的2963万人、6142万个体户，达到1.73亿的规模，反过来几乎达到国企员工的三倍。

中共逐渐丧失对人力资源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分税制的恶果开始逐渐体现出来。地方政府只有30%的收入，却要承担70%的行政职能。民生服务职能必须花钱，这些支出都是刚性的，不可能压缩。医疗教育养老交通，任何一项的支出减少，都会造成社会生活水平的显著下降。想想一个城市吧，只有残旧的医院、破烂的学校，坑洼的路面，以及衣食无着的老人，在这里生活的人，绝对不会对这个政府心存感激，然而这确实是我们这个国家广大中西部三四线城市的现状。一个人穷久了，穷凶极恶，就会丧失道德底线，政府同样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会有匪夷所思的拆迁，无非是政府想挣点卖地收入罢了；我们会有凶悍如匪的城管，无非是政府收不到流动商贩的税钱罢了。

理论上，越穷的政府，就会越凶恶，官民矛盾就越大。所以广东最穷的潮汕地区，经常爆发恶性的拆迁事件，而湖南贵州的山区，没事就能闹出万人规模的散步。这么一想，东部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民企就业人数显著超越国企，中共对社会的整体动员能力当然很弱，然而即便是中西部穷困地区，同样是民怨沸腾，政府官员走到田间地头去实施动员，基本上就是去找抽。现在这局面，能维持稳定就不错了，维稳费用的花销一直都是个谜，传说中是比军费还要高的，还怎么动员？

此外，将这个国家70%的财富集中到中央，这个巨大的蛋糕，这个从未有过的金灿灿的诱惑，成为对中共人性的终极拷问。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种资源的高度集中。北宋时期，赵宋王朝聚天下财富于东京汴梁，所有的赋税都要上缴中央，再由中央进行分配。这种结果，是培育出一个庞大的官商团体，贪婪无度，与民争利，并摧毁了这个国家的统治根基，司马光和苏东坡，都是官商团体的代表人物，他们也终生服务于这个团体，从未有过任何背叛。煌煌大宋，屡次三番被外族入侵，而汉民普遍冷眼旁观，赵宋王朝丝毫不具备动员汉民抵御侵略的能力。王安石变法，其实是试图进行一次重新分赃：皇族试图从官商团体的利益中夺取一部分，用以强化皇家的军事力量。

现在这一次，朱总理将天下财富聚集北京，号称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没能抵御住诱惑，恶性博弈再次发生。官商的事情就不说了，国进民退，权贵资本侵占民资产业，太子奶的前科就在眼前，大家都清楚得很。这里只说政府内部的博弈。我们号称有所谓“财政转移支付”，中央政府会综合考虑贫穷的地方政府的项目需要，向穷市拨款。然而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脆弱的人性根本经不起拷问。这个从未建立任何外部监督体制的国家，任由一帮从农民家庭走出来的官僚承受以万亿计算的财富的终极诱惑，那最终的游戏规则，一定会变成地方官员向中央官员行贿，大家一起坐地分赃，至于项目本身，根本就是可有可无，烂尾了或者根本不存在，也没人过问。随着分赃行为的持续，也一定会形成利益团体，形成派系，所以政坛上随便一数，刚被打掉的四川帮和山西帮，被连根拔起的石油系，正惶惶不可终日的上海帮，五大军区系，各大派系繁花似锦，煞是好看。在利益蛋糕面前狼吞虎咽的各路官系，从不掩饰自己的吃相，嘴角的奶油一直淌到肚皮上，也不会擦一擦。这种官僚团体，也当然不具备社会动员能力。

源自于列宁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动员能力，有两个基础性条件，第一，将最广泛的民众纳入统一的组织系统；第二，为这个组织寻找到一个共同奋斗的目标。中共初期组织工会农会，发起群众运动，然后为他们设置假想敌作为奋斗目标。地主、资本家、黑五类、右派、知识分子、美帝，轮着斗了一圈。文革后期，民众开始觉醒，设置假想敌的玩法不好使了，于是转为“共同富裕”这种纯物资的诱惑，一穷二白的老百姓也接受了，工作热情再次爆发出来，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奇迹。

改革开放10年之后，官僚资本开始尝试侵吞民财，“价格双轨制”就是赤裸裸的抢劫，官员的钱竟然比民众的钱更值钱，能买到更便宜的商品，还是优先供应，这不是扯淡吗？于是民怨沸腾，80年代末的乱局就不说了，经济上产业凋零，经济活力彻底丧失，到1995年，眼看这个国家就要破产。朱总理临危受命，使用了最决绝的方式，将组织内的民众赶出组织，将生老病死全部市场化，并最大程度的集中财富，算是勉强度过了危机，官方把这个过程叫做“经济软着陆”，其实是用逼迫老百姓自生自灭的方式，让他们自我动员，自我救赎。从这一刻开始，“组织”在逐渐消失，并被民众慢慢淡忘。动员的大义也不存在了，“共同富裕”已经被一再证明是一个谎言，而中共的高层领导，也没能经受住集中起来的财富的诱惑，他们的人格魅力也已经消失殆尽。中国政府正在日益快速的丧失动员能力，而社会动员能力，恰恰是中国政府的统治根基。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脆弱到了危险的地步，或许，只要最后轻轻的一推，就足以让这个国家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