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民币的信用

满清被推翻之后，民国政府的货币基本上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袁世凯政府铸造的银币“袁大头”举世闻名，是收藏界的热点品种。老蛮我曾经在家里发现了好多枚，后来偷出来和小伙伴打牌玩，袁大头都输给了小伙伴，赢了一叠糖纸回来，高兴得不得了。贵金属货币没啥可多说的，它本身就有信用。铸币的前提，是掌握丰富的贵金属资源，也就是有钱。民国中期发行纸币，也是以贵金属储备作为前提。到了后期，国共争霸的时候，蒋介石政府的财政支出猛增，美国人的资金支持又停止了，依靠总额10亿美元左右的黄金储备作为发钞的信用支撑，根本满足不了需求，连一次稍有规模的会战消耗都支持不了。

它的社会动员力极弱，民间的财富根本整合不来，表面上管理着4亿人，其实能收到税的也就是几个大城市，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乡镇地区基本上处于自治状态，税收都被地方实力派分了。国民党政府被逼得没办法，军费支出又是刚性的，于是只能凭空印钱，越印购买力就越弱，于是只能印更多钱，恶性循环之下，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完全破产，很快就失国。问题根源其实就在国民党孱弱的社会动员力上。没有社会动员力，就整合不了资源，就收不到税，于是凭空印出来的“金圆券”就只能变成垃圾，毫无信用可言。

说到这里，很有必要仔细说一下纸币。早期的纸币一般是以贵金属为信用支撑，有多少贵金属储备，就印多少纸币，了不起多印个30%出来，其实骨子里还是一种金属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黄金白银的总量太少，根本不足支撑市场大规模交易的需要。所以人类进入纸币时代之后，纷纷就要选择抛弃贵金属，将纸币定位为纯粹的信用币：用政府的信用为它做担保。

问题在于，政府的信用从何而来？最标准的答案当然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实力越强，纸币的购买力就越强，放到国际上，汇率就越坚挺。关键是有些政府啥实力都没有，那就要看你印出来的纸币能买到些啥，南美国家的纸币能买到矿山和森林，中东国家的纸币能换石油，这些自然资源也能给纸币加持，增加信用。最差的情况，就是拿着刺刀逼着别人用，不用就刺刀见红，这种情况在人类的纸币发展史上，也不少见，当然这种纸币的流通性和购买力也最弱。说了这么多，现在问题来了：人民币的信用，到底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其实已困扰世人很多年了。

中共发行货币的历史很早了，在1930年代就开始发行。当时我党正处于在国民政府的权力真空区建革命根据地的阶段，到处搞“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区设立了苏维埃银行总行，在其它苏区设立了分行，统一发行纸币。必须注意的是：从一开始，中共手上就没有贵金属储备，它必须为自己的纸币寻找其它信用支撑。单纯用武力强制发行是不行的，这属于竭泽而渔，捞一把就没了，不是理想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愿意干的事，所以还得用其它办法。

中共的社会动员机制在序章部分解释过，在这套体制之下，老百姓基本上是手无余财的，所有资源都要集中到苏区政府手上。乱世最值钱的就是粮食，而苏区的粮食，基本上都在苏区政府手里。苏区的老百姓拿着苏维埃银行印出来的纸币，才能换购到粮食。所以苏区的纸币，信用非常稳定，接受度也高。当时国民党以贵金属为支撑的法币信用甚至还比不上苏区币，两边打过几次金融战，基本上都以国民党失败而告终。国内经济学界，因此将苏区币的信用来源，简单定义为粮食。但是这个事情要更加深刻的理解：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掌握粮食资源，恰恰在于它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种能力保证了它能最大程度的收集整合资源，也就保证了它的纸币信用。

因此，苏区币的信用，完全来源于中共的动员能力，来源于它的资源整合能力，来源于它的“国家社会主义”信仰。一种政治理念付诸实施，就足以替代金银的信用，支撑起一种全新的纸币，支持一个政权的诞生。这种事情，想起来就令人激动。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纷纷向中共麾下汇集，这并不是因为人家脑残受了骗，恰恰是因为人家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迹，看到了足以颠覆三观的真实事件。

抗战时期，我党继续了苏维埃政权时期的纸币发行方式。相对于此前较为统一的苏区币，这次由于被封锁得更狠，要突破国军和日军的双重封锁太困难，所以各抗日根据地都发行了自己的纸币，面值样式各有不同，种类超过500种。但是这一次我党再次成功的建立起了纸币的信用，哪怕是发行方式简单粗暴到近乎儿戏，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总是能给边区货币以信用支撑。让一个严肃的经济学家看起来，整个过程可以这样描述：我党随便拿出一张纸，指着它说，这张纸值100斤大米，它也能轻易花出去。在人类的金融史上，唯有中共，实现过这种逆天的奇迹。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系统崩溃，中共各根据地的纸币照样维持稳定，根本就不受牵连。以社会动员能力作为纸币的背书，以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为货币加持，即便是被封锁、被围剿、被无数次的逼入绝境，仍然可以保持货币信用，并且无惧社会动乱，无惧战争，无惧近在咫尺的物价暴涨。所以，我党能夺取天下，为举国精英迎入北京，也是没有悬念的事。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可以让中共收集到足以应付大规模战争的物质，但这一切，其实是建立在人民的强悍的生产能力之上，建立在他们高昂的生产热情之上。中共所有的社会动员手段，都是为了激发民众的生产热情，让大家斗志昂扬的投入南泥湾大生产，让普通的老百姓不畏生死的在大炮的轰击下继续抢割小麦。事实上，正是根据地老百姓被充分动员后强大的生产能力，才保证了苏区币和边区币的购买力，才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中共中原逐鹿的真正本钱。

中共建国后，干了30年的批斗与自我批斗，商品交易本身几乎都被废止，整个国家的经济回归到原始时期，建立在“凭票供应”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以物易物差别不大。这段时期根本不需要考虑纸币信用问题。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这一次，我们仍然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将民众完全动员起来，投入到经济生产之中。在“共同富裕”的梦想之下，中国的老百姓焕发出巨大的生产热情和超乎想象的坚忍。贫瘠的西部种出来一点庄稼，几乎等于是白送给东部的城市居民，自己穷得衣不蔽体，也要让东部的同胞吃饱穿暖了好好搞生产。就这么一直无私奉献了20年，东部的工业产业链基本成型，才开始有东部对西部的反哺，取消农业税，同时发起西部大开发。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中国人民创造了震惊世界的经济奇迹，从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变型为部门完备的工业社会，能生产出这个世界上所有种类的工业品。而这，恰恰就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

我们必须要注意，在中共的印钞史中，从未有过贵金属储备的概念。从中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它就是一穷二白的身份。它最早的印钞就是基于根据地农民被动员之后的强大生产力，这是中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本钱。到了今时今日，这仍然是中共印钞机的动力之源、信用之源。勤劳的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汗水给人民币加持。拿着这张纸，大家都相信它可以购买到任何一种工业制品。无论我们的央行如何疯狂的印钞，只要我们的制造业还在，只要我们的生产能力还在，那么，我们的纸币就能维持信用。所以08年我们印了四万亿，我们能守住汇率；今年我们又印了两万亿，我们还是守住了汇率。在苛捐杂税之下苦苦求生的工业企业主们，他们的汗水和坚守，是维持人民币信用的最坚实的防线。中国政府引以为傲的庞大外汇储备，也是我们的制造业主们一双袜子一件衣服的换回来的。中国经济学界主流的观点，“以美元为锚印钞”，事实上，这些美元，都是中国齐备的制造业链条带回来的。被广泛动员的工业能力，才是人民币的信用之源。这就是人民币的信用真相。

然而，悲哀的是，这个国家正在以秋风扫落叶的冷酷方式，消灭自己的私营企业主群体。这个国家正在摧毁自己的信用根基，并且洋洋得意，自以为发现了经济的新常态。下一章，我会以翔实的数据，阐释制造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严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