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

回忆起来，我那时大部分时间都是独立大队，游离在校外。记得那时娘去干校了，我都不知道她在那里，还是七姨家的表弟陪著我一起去乡下看望了一次，什么地点都记不得了，好像叫霍庄，只记得娘好像和几个阿姨同事住在一个像帐篷似的地方，我们坐了一会儿，娘也没说什么。离开时同室的阿姨嘱咐说：建新，跟著哥哥慢慢骑车，小心点，我没吱声，只是点点头，出来后被表弟好一顿调侃：嘿，叫哥哥吧。 

我们这个大家庭，妈妈的亲姐妹一共是五个。顺著家族的排行，分别是四姨、五姨、六姨、七姨、八姨，妈最小，是八姨，四姨是最大的。几个家里的表兄弟姐妹也有十几个，建新在这些表兄弟姐妹里面是倒数第二小的，那个小表弟最小。我那时买了一张汽车月票（二元钱一个月，是学生月票），没事就各家到处转。

四姨家：四姨早死了，躲过了文革这一劫。要不然，她原来是天津总医院的院长秘书，还不知道要受多大的折磨。四姨死得早，我没有什么印象。但常听娘说起四姨，家里供四姨上了中学，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几个妹妹就都是作为她的家属免费上的学，否则那时外公、的经济条件是供不起她们上学的，所以四姨是家里的大功臣。

四姨夫是医生，那是也有差不多快六十了吧！后来又结了婚，朋友介绍的，姓刘，人称刘老师，长得不漂亮（模样很像那个电影演员大赤包，也许是老了的缘故），但人特好。49年前她父亲是天津市公安局的局长，他们结婚可能是文革后期了，因为不记得在四姨夫挨斗的时候见过她。

四姨夫1949年以前是国民党的上尉军医。但是，听表姐说他们一家和共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四姨夫在他家中是老大，弟弟妹妹都是共党地下工作者。听表姐表哥们说，49年前，为了掩护党干部，他们的姑姑，就是四姨夫的妹妹，（49年后是高干，但也被拉下马过）让大哥（也就是四姨夫）以国军身分掩护，乘著车子，过检查岗哨时，差点出事。

四姨夫年轻时，喜欢音乐，家里有钢琴，还有一把军刀，挂在墙上，做装饰品。小时候，姥姥经常带我去他家。 姥姥是看女儿去，我可是冲著他家的书去的，他家有一箱子连环画，是最吸引我的。他们住在沙市道附近，离仁利毛纺厂很近，就是那个很有名的抵羊牌毛纺厂。他家也是自己一个小院，几间小屋子，还有一个单独的厨房。

文革开始后我去，看到满院子都是大字报，看不见门和窗户了。我一直走到最里面的厨房，才看见四姨夫在那里站著，罗锅著腰。四姨夫高高的个子，五官十分周正，按后来续四姨刘老师的说法（刘老师是教美术的），说他的五官棱角分明，很有艺术美感，她照著做了一尊泥塑头像。可是这会儿，满脸的落腮胡子，人消瘦了很多，不知道多少天没有刮胡子了。

我站在他面前，他看著我，也不说话，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记得我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我从来不善言辞，现在也是，没有话，记得那些大字报里还有专门说那把军刀的，说是什么“变天贼心不死”等等。 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呆了一会儿，我转身走了。
过了一天，我包了一些饺子，煮好了，给他送去了。我会做饭，这是跟娘学的，我做饭又快又好吃（呵呵，这是自以为啦！那个时候，什么都好吃。）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这回还碰到了表姐，也是蔫蔫的。
七姨家：七姨父原来在官银号的店舖里给东家做经理，是很有能力，很有经商头脑的一个人。1949年前他家在西头有一个院子，记得人们叫他“王春田大院”，他的家全被抄光了。至于他们挨过斗没有，我没问过，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姥姥过世以后，姥姥原来的床和桌椅板凳还有梧桐柜、梳妆台、大衣柜本来都是给了他家了，但抄家后，全没了。

五姨家：五姨家比较幸运，好像是没有挨斗。五姨家里有四个孩子，要吃饭，要上学，五姨只能在家照顾孩子。五姨夫为了养家，到兰州一个厂子做工，他一个人在外地，每年回家探亲一次，每月给五姨寄48元钱，根本不够。 

五姨十分能干，持家有方，那也还是很困难。记得表姐和五姨要在家里做些零活贴补家用，织网子，表姐还教给我织，我只织了几下就没有耐心了。五姨晚上等孩子们睡下了，还要刻写钢板挣钱，一张钢板五角钱。

文革开始后，五姨又不上班，当家庭妇女，倒没有受到太大触动，尽管院子里也有大字报，可是没有挨斗。但五姨做过街道代表，后来不干了，和她一起干过的有好几个挨斗的。这周围发生的一切，也把五姨吓得够呛。我去她家，她告诉我，说七姨家的表姐金平来五姨家了，进门就哭了，说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分钱也没有了。五姨给了她五元钱，说自己这里也很困难了，还嘱咐金平千万不要再来了，怕被造反派看到，那就糟了。

我的家：妈妈和继父在秦皇岛市这个小城市，就成了大爬虫。要是在天津，他俩根本就排不上号的。1949年时，妈妈不过23岁，继父还不满20，能有什么“黑历史”呢？但是在岛市就不行了，他们都挨了斗，后来也被下乡了，干校了。家里扔下了二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那时不过13、4岁。那时通讯不方便，邮局也干革命了，信件来往不能正常，又没有别的联系方式。我对妈妈那里基本是什么都不知道，有些情况还是很久以后听妹妹讲的。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妹妹曾经十分懊恼的说：斗咱妈最狠的，就是小x父子俩。还是天津老乡，咱妈平时对他们最好，可是那时候，他们是一点儿人心都没了，是他们逼著咱妈站到椅子上挨斗，咱妈摔下来了……

我在家里，倒是趁机看了不少书。唐诗三百首、黄帝内经素问、福尔摩斯探案集、奇婚记……，五花八门，反正是能找到什么就看什么。想起来还要感谢续四姨刘老师。我俩成了忘年交，一老一小很谈得来，她有不少书，我就一本一本借来看。 

后来学校里井冈山兵团找我，说天津第一机床厂的工人要学生支援，要和保皇派辩论，要我去，我就去了。听人说，这个厂在天津还算是个很大的工厂。但那里的工人似乎也都是附近的人，姓丁的特别多，据说是一大姓。我去了那里，记得就是一个丁师傅，大家说他是全厂唯一的一个八级技工。人很好，对我可好了，就像父亲一样。我平时爱在车间里，在机床上，什么刨啊，旋啊的。跟他学，他就手把手教。他有一个徒弟，也是一个女孩，大概比我大一、两岁。没人时就和我抱怨，说“师傅偏心，对你那么好，对我就不行，师傅总是宠著你。”“是吗？我没觉得哦！”

厂里也是分了两派，我也不知道那派是什么，反正让我来帮著丁师傅，那就帮他吧！有时候两边辩论，对方也找来两个学生，是男孩，辩论起来。现在全忘了，不知道都说了些什么，记得就是张嘴就来，那时候两报一刊的社论过目成诵，就把这个当作武器，再加上毛思想，那是烂熟于胸。反正是打嘴仗，把对方驳得抻脖子瞪眼的。记得他们在一篇大字报里骂：你这个铁嘴钢牙的红头苍蝇，我看得乐了，觉得挺好玩。然后又反击他们：骂人不是本事，污蔑谩骂是无理无能的表现。

其实那时候厂里并没有多少人了，许多人都不上班了，冷清清的。后来，复课闹革命了，我也就回校了。

想起来，也挺有意思，记得特清楚。有一天正在学校里，说是复课，也不记得上什么课。有同学告诉我：建新，外面有人找你。去了一看，猜是谁？竟是那个在机床厂对立面的那个男生！只记得他姓王，长得很憨厚，很好看的大男孩，浓眉大眼的，见到他，就想到那个“红头苍蝇”，就要笑，很有意思，我们谁也没有敌对的那种感觉，倒好像是很熟悉的朋友，不记得说些什么了。

我还领他在学校里转了转。唉，人哪，老百姓普通人之间，哪里有什么仇啊恨啊的，建新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恨过谁，从小表姐就说我：不记仇。

建新平时不爱说话，但心里特强，认准了的，谁也扳不动。那时学校里挨斗的老师，门口挨斗的叔叔大爷，平时只要遇见了，不管谁在，也不管什么场合，我就是该叫什么叫什么，该称呼什么称呼什么。就是觉得，这些人已经倒霉了，不管怎样，已经罚了，我不能落井下石，趁人之危，再踩上一脚，不是我所为。 

文革，是共产党的一大独创。它把中国人的道德、诚信、忠孝……所有的传统美德都给摧残殆尽，完全用了一套骗人的似是而非的邪党文化替代了原来的真正中国文化。人们用邪灵的思维、标准、来评判事务，对待生活，处理人际关系，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毁坏中华民族，毁坏自己。这里说的包括所有的人，包括即使是邪共内部的高官，都是一样。不彻底的清除党文化的邪灵毒害，即使是共产党倒台了，中国也不会好。因为那个思维，那个思想还在，那个幽灵还在。很多人即使是反对共产党，也是在邪党的思维中反它。免不了即使现在的共党垮台了，接替它的人，因为带著满脑子的邪党思维，那就会换汤不换药。致使“就像在争夺一把旧椅子，争到了之后，会觉得自己和那把旧椅子一气儿起来”。 

现在还有很多人，浸泡在邪党文化中出不来。真的想要纯洁自己，找回真正的自己嘛，那就从清理党文化开始吧，看看《解体党文化》一书，会有心神一新，心轻体健的感觉，建新从来不打诳语的，有缘人自信之。

对文革的回忆，暂时就写到这里了，其实，网上的回忆很多。我所以还要赘述，就是从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个中学生的视角、经历去展现，就是想让当前的还有一些人，处于懵迷状态的人，或许可以醒悟，幡然梦醒，为时不晚。想想那些人和事，都是谁在操纵？谁在指使？最终又都是什么下场？到了这把年纪，经历了人间沧桑，才知道人在年幼的时候，最容易认为自己什么都懂，最容易认为自己知道的那一点就是全部，所谓一叶障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