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新

高一上了多半个学期，下个学期，快到期末的时候吧。大革文化命开始了。对，在我出国之后，通过各种媒体网络，了解了真相，真的从被蒙蔽中走出来，我就一直称之为‘大革文化命’，自打这次浩劫之后，是彻底的把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给摧毁殆尽了，给‘革’掉了。 

我们这几届学生，也就此定格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是六八届的高中生。这个时候在校的，是六八届初中和高中，那时分别是初一和高一； 还有就是初二和高二，初三和高三；这些人构成了后来大家称之为‘老三届’的一代人。 

66年大概是六月，哪天记不清了。好像是喇叭里播放了毛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然后还有聂元梓的什么大字报。我从来是对这些不感兴趣的。历来学校里凡是校长报告什么的，我都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人坐在那里，但心思早跑得远远的了。在自己看过的书里驰骋，把自己想象成里面的一个人物，演绎着自己想到的故事情节和结局。这次也还是一样，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会引起什么变化，更不会想到和自己有什么关系。 

要补充几句的是，我从初二开始就住校了。没住校的时候，我每天要六点钟起床，从家里（家住在金钟河王串场工人新村，）走到学校，十几岁的孩子要走四五十分钟吧。直到晚上下了晚自习，九点了，再走回家。风雨无阻。那时的孩子能吃苦，也没有觉得苦 。 

后来是朱老师帮我申请了住校。铁一中的两个大楼是很有点名气的，号称是石头楼。一座是教学楼，一座就是宿舍楼。我们住校，学校有食堂，每个月一个人交八块钱的伙食费，一日三餐，都在学校吃了。那时的生活费用很低，每个月八块钱，就够了。当然吃的很差，没有什么荤腥。记得中午就是每人一个用大碗蒸的饭，上面放上一勺从一个巨大的木桶里面舀出来的一勺菜。有一次大家排队盛菜，我们都吃上了，忽然听到一阵惊呼声，原来盛到最后桶底儿现出了一只特大耗子的尸体！大家很无奈，都吃下肚了，嗯，这回是开了荤了，吃了肉了。那时候，平时是没有肉的。买肉要肉票，一家一户每个月是半斤肉的供应量。

好，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次主要说说我所经历、看到的那场大浩劫。 ‘大革文化命’在我这里是这样开始的：记得一天好像是中午休息时间，我斜倚在自己床上看书。（我们是每个房间四张上下铺位的床，每个房间住七个女生，另外留一张床大家放洗漱用具脸盆什么的。）忽然一位班里的女生，叫延芬，是个唐山来的学生，板着胖胖的大圆脸，也不吱声，径直的走进屋里， 直冲着她的床，在她的床廊上用笔写了几个字：“非红五类严禁睡我床！”当时宿舍里只有我， 除了她，也没有别人了。 写完了，她看看我，扭头就走了。从她进来直到出去，我一直都在看。

我知道有黑五类，还有红五类。 但到现在也不是很清楚到底哪五黑，哪五红？ 可能五黑是“地富反坏右”； （可我遇到的“右”却都是很好的老师。）， 五红呢？好像是“工农革干军人”还有什么？不清楚了。但知道自己均不在其内。既不是黑也不是红；那好像就是这”非红五类“了吧。 

直到她气宇轩昂的走出去，我们也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是个头脑很简单的人，认真思考了一下，觉得我有自己的铺位，不会睡你的。于是得了个结论：她所说所写这和我没关系。可是又隐隐的觉得还是和自己有点关系。但是什么呢？也说不清。 但这一幕却又是深深的印在了脑海里。至今还是历历在目。

而且，也就是从那时起，平时在一起的同学，忽然一下子按照父亲的职业，地位，简单清楚的划分成了几大阶级：父亲是工人、贫下中农的，或者父亲是党员干部，军人的，都是天生革命者，高贵者，是要给别人‘踏上一只脚，令其永世不得翻身的’； 而那些父亲在49年前是地主，富农的，或者是国民党的一员的，或者只是在49年前有工作的，就是敌人的子女了。就是要接受监督改造的。而剩下的，比如在履历表上填写出身这一栏是‘职员’的，如我之流， 那就是非红五类了。也就被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大笔一划，划归了‘小资’这个范畴，成了‘可以改造好的，团结的对象’了。谢天谢地，还没有成为黑五类哦。 

这个延芬，当时在班里就是仗着说她父亲是血统老工人，（这些按照共党的制度，应该都是档案里的材料，对普通民众是保密的。其实也只是自己说是什么就是什么了。）也就自然成了革命派，但后来随着‘运动深入’， 传来消息说，她的父亲49年前是个工头，还娶了两个老婆。这下子也就没有了威风。其实，后来随着老毛和文革小组‘打到走资派，当权派’的号令，许多运动刚开始的‘革命派的父亲都一下子成了走资派，自己也成了新黑五类子女，也’红横’不起来了。想起来，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这风水轮流转的那么快。后来唐山大地震，听说她震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