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前后,阴霾再锁京城,阴郁的天空散发着某种不祥的征兆;而远隔北京的香港,则敲响了隆隆的战鼓:受中共高层授意,香港《成报》连续刊文,痛批现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德江不仅祸乱香港,用黑恶势力治理广东,而且打造了人大贪腐之路,并不时搅局、阻挡改革;文章还直接点出了张德江的后台是江泽民。
北京,香港;香港,北京,没有人否认,香港媒体向张德江、江泽民的猛烈“开炮”,代表的是北京高层的想法,这意味着习阵营已不再就激烈的博弈遮遮掩掩,而是要为公开摊牌做准备。这样舆论先行、后续出大事的情况,在中共党史上并不罕见。
根据中共宪法,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全国人大常委是这个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关,作为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如果被罢免,一个途径是通过人大。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大会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可以提出对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等的罢免案,提请大会审议。
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开会时间是在明年3月,且是否罢免张德江并非真正由人大决定,因此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人事问题又多了一个看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是国家实际权力控制者,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德江命运如何将由政治局决定。
上个世纪90年代前,中共召开全会的时间比较随意,其后,中共形成惯例,一般每五年召开一届中央委员会,通常召开七次全会,每次全会各有侧重。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军委,二中全会为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换届做准备,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的议题基本围绕经济、三农、党建、行政体制改革,七中全会则为下一次全国人大预热。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中共打破常规之举在其历史上并不少见,其往往会根据需要在全会中加入人事安排。
如1977年召开的十届三中全会,开除“四人帮”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而这四人都曾经是政治局常委。在1980年2月召开的五中全会上,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也被免职,其他三个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吴德、陈锡联也同时被免。
再如在1989年6月召开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被免除一切职务,并增补了新的政治局常委等。1995年9月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则撤销了陈希同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
此外,1994年的四中全会还增选当时的上海市长黄菊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吴邦国与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9年四中全会增补胡锦涛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举这些例子是为说明,在非常时期,中共全会也可以插入非常话题。
再看六中全会。8月初,《人民日报》海外版曾盘点了自1981年以来的7次六中全会,称这7次全会几乎都是聚焦意识形态问题、党建问题,今年的六中全会似乎也不例外。日前官方公布的将在六中全会上审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就可以佐证。
然而,北京高层选择在六中全会前在香港向张德江“开火”,确实非同寻常,因为这不仅将中共高层矛盾公开曝光,而且将张德江的丑闻昭告于天下。从中共以往的手法看,公开批评某个国家领导人通常预示著其境况即将不妙。一个问题是:张德江会安然走过六中全会吗?还是会等到七中全会?
虽然人事安排在六中全会并非重点,但也有例外。在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除了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给毛定了位外,还改选和增选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根据公报,华国锋被正式宣布辞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赵紫阳、华国锋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是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和华国锋。
显然,此次人事安排是在文革结束后的特殊历史时期需要,此后的几次全会基本并未涉及人事问题,但有三次例外。一次是1986年召开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递补尹长民为中央委员;一次是1996年召开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递补孙文盛为中央委员。一次是2001年召开的十五届六中全会,递补汤洪高为中央委员,同时撤销了石兆彬、李嘉廷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职务,给予其开除党籍处分。石兆彬曾任厦门市委书记,李嘉廷曾任云南省省长。
依照前例,不久后召开的六中全会一定会涉及撤销、增补中央委员问题。落马的原福建省长苏树林、原辽宁省委书记王瑉、原空军政委田修思、天津原市长黄兴国等中央委员将被除名。
但诚如笔者所言,中共重手打破惯例、出现新的人事调整并非没有可能,毕竟如今的中共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习阵营与江派的博弈也到了新的突破阶段。如果以张德江作为突破口,拿下江派的前台人物,习阵营将再胜一筹,而且可以借由推进人大改革,推动习近平所想的“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国的变局。或许由《成报》炮轰张德江的用意就在于此。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针对张德江既已出拳,若给其喘息之机,必将伤及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