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曾经是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三军的副总司令,东北三省的最高领导。1931年,因不战而拱手让出东三省而名闻于世。1931年9月5日,张学良指示前来请示的东北参谋长荣臻,“敌果挑衅,退避为上。”9月6日,张将军又发电指示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参谋长荣臻等人:“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可见,张在事变发生之前,已经明明白白地确定了“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这种“万方容忍、不予抵抗”的方针,能称得上抗战、能算是抗日吗?
“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吉林市
第二,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当晚,张学良两次下令不抵抗。
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个夜里,日本军队进攻北大营的时候,张学良正在北平陪明星胡蝶看戏,灯红酒绿,笙歌悠扬。日本人突然进攻北大营的时候,东北军的高级领导都不在营中。在营中的参谋长赵镇藩不敢随意处置,请示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王又请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荣不敢作主,请示张学良。张在电话里回答,“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避免冲突”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让他手下的东北军的强兵悍将脱离日本人,不与发动事变的日本军队接触,不与接触,能算是抗战吗?它只是逃跑的代名词。“避免冲突,”也不能算作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日军占领吉林军械厂
第三,沈阳失守后,东北还有辽阔的国土,张学良手下还有东北军几十万,却选择节节败退。
这些军队,可以据守关寨之险守卫国土;可以隐入山林,展开游击战争;日本军队只有2万人,东北军完全可以与之一战。张将军却仍然不抗日,节节后退,乃至拱手退出锦州城,拱手退出山海关。使日本人在二个月内尽据关东百万平方公里江山。日本人如此轻而易举地占领东北,如此顺利地为创建伪满洲国准备条件,张学良将军的“避免冲突”方针是帮了大忙的。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全国国民、中央政府、国家领导、三军统帅,都曾再三要求张学良将军抵抗日军侵略。外交家顾维钧曾被张学良聘为外交顾问。他建议张将军坚守锦州,以保卫华北,如果锦州不守,则华北也难守。他对张说:“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防御。”为国家计,守土杀敌是军人的本分,更是国家军队副总司令的本分。为个人计,杀父之仇、丧家之痛,不能一避再避,一退再退。从张学良的名声计,逃跑避战,也不是上策。但是,张学良将军自幼熟读兵书,仍然执行三十六走为上计的计策。
南京政府也曾要求张将军坚守锦州。蒋介石、宋子文等人也多次以国家名义和私人名义力劝张将军暂缓从锦州撤兵(《蒋介石日记》)。1931年月12月8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锦州军队此时切勿撤退。”第二天,蒋又派出航空一队前去助战,蒋明确告诉张,航空一队将在三日内到达北平,归张指挥,其意在给张学良将军鼓劲,希望张下决心坚守锦州,并加强坚守锦州的空中力量。蒋的电报,可以看作是国家的命令。但是张学良仍然无意抵抗,决意撤退。接着,张将军撤走了守卫锦州的三个旅。即步兵十二旅,二十旅,骑兵第三旅。
据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产:《满洲事变》记载,张学良于12月7日向日方作出了主动撤出锦州的答复。张学良在数十万雄师撤退之前,向敌方报告不准备与日交战的行为,可谓用心良苦。其行为十分“儒雅”,与西安事变时下令枪杀总统卫队时的果断、勇敢判若两人。抗战抗战,毕竟不是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游戏,因此,将东北军守城部队撤兵锦州,也不能算是张学良将军的抗战史。
日军装甲车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