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军涛

二○一五年两会前，中国政坛频传政变谣言。深知中国传统专制政治和共产党权力斗争的人都知道，中共高层正在发生残酷的权力斗争。即使这些传言是假的，也是政治斗争中故意释放的信息。这类信息的释放本身就是权争白热化和殊死化的征兆。考虑到中国极权政治体制和目前存在的社会矛盾危机，权争激化会迫使争斗者采取政变方式整肃对手，结果是打开封闭体制，并有可能提供政治转型机遇。中国政坛正在酝酿一场风暴。

起自习作为但源自中国政治危机

就表面看，中国目前这场政治风暴起自习近平反腐导致的官场地震。自二○一二年底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一整套重整中国的施政规划。这一规划的立意是通过精心布局的顶层设计和实施，重新打造一个新的文化、制度和社会，彻底全面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这一方案体现在前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改革的方案和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依法治国”的方案中。在习近平的方案中，反腐虽然不是最重要的要素，但却是推行方案的主要手段。通过反腐，习近平要重洗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任核心在他继位前二十多年中建立的人事布局。如果这一布局继续存在，习近平无法通过正常的程序运作实施他的重整河山的规划。因为江胡两朝的布局不仅是主要问题的人事根源，而且掣肘到无法做事。不论习近平反腐之初是否有底线，但最终导致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人事格局全面碰撞冲突，将党内权争带入不死不休的境地。

早在习近平接任之初，中国政治研究院的讨论会上就有专家指出，习近平要想实现大抱负必须进行政变。所谓政变，就是以实力非程序地改变人事布局。不过，虽然此次中国政坛风暴起自习近平的反腐，但即使习近平不反腐，中国也会最终出现政治风暴。机制、方式和后果会很不同，因为中国政治风暴的根源是邓小平的建国方略必然导致的危机。邓小平纠正毛泽东失误，以威权党国暴力维持稳定、保改革促发展，造就高度集中的权力，为腐败和滥用暴力提供条件。到胡锦涛交接权力前夕，朝野都知道一场危机正逼近中国。围绕如何解决危机中国各种力量空前活跃。各个地区、领域和层面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日趋激烈。习近平接管中共核心后，如果接受江胡的权力格局和施政架构，危机必然以大规模社会骚乱引发政治革命的方式爆发。习近平不甘心这样的结果，想以红色理念大规模改革，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这样，与既定的权力格局和利益结构发生严重冲突，一步步被逼向摊牌。

民众支持成为未来政局演变关键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习近平需要重洗人事格局，而重洗人事格局必须跳出程序，这是习近平设立一系列领导小组和反腐的主要原因。通过这些小组和反腐以及以野战军特种兵替代中央警卫部队，习近平建立了一个凌驾于党国之上的权威。习近平是通过集权反腐，中国权力结构中决定政局走向最关键的运行都已经不再按照正常程序了。

习近平反腐必然遇到官僚集团的强势反弹。最近有关政变的传闻虽然更该是习近平制造理由主动出击清除异己，但政变反扑习近平的势力、机制和可能都存在。在与党政官僚集团发生冲突后，习近平会如何选择，将是中国未来政局走向关键和重要看点。一种方式是继续目前的非程序运作和集权反腐。且不说会遇到各种消极或积极的程序化抵制，导致执政能力削弱，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过去两年我们可以看到，每当有重大庆典或例行协商时，习近平都会让步或退却。最严重的是党和国家的权力机关的大会，可能会推翻习近平的决定。这是习近平在此次“两会”前以查处政变为由清洗中央警卫局的可能动机，这样才能确保两会不翻车。

另一种解决正当性的方式就是寻求民意的支持。现代国家的政变、改革和革命能够最终成功的都是在民意的基础上修改程序和制度。然而，寻求民意支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把自己打造成民粹领袖，另一种方式就是在民意的支持下改组国家宪政结构，建立新的制度化权力中心和运作程序，替代旧的程序和权力机制。后者往往是宪政或民主的程序。二十世纪建立威权或极权政体的政治变革都循第一种模式。目前，习近平也有这种倾向。如果习近平采取这种模式与威权政体摊牌，虽然可能暂时赢得权争，但可能会给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更大的损失。因为这类民粹主义的超级领袖领导的运动，往往会滑向反理性、反制度和反人性的方向。这种运作还很难成功。即使毛泽东发动文革建立超级人气民粹领袖，还是在死后最终败给官僚集团。现在中国现代化程度更高，正常的制度管理社会和官僚集团更加不可或缺。

人类政治史上真正建立起长治久安、公正有效的制度方式，是通过宪政民主重建合法性基础。循这种方式，习近平只要利用这些暂时的小组再一次性通过一些制度设施，使得民意可以经常合法参与决策和制约就可以了。他的压力不会很大，他可以利用短暂的非程序运作的时间和有限空间，建立今后长期得到民意支持的程序。这些程序最重要的是提供渠道让公众参与听证、决策、监督和制约。

民主化的前景与困境

除非习近平继续目前的东厂特务反腐模式建立新威权，不论他采取何种政变方式寻求民意支持，都给中国政体变革带来变局，也都给宪政民主带来机遇。按照民粹主义的运动模式重建合法性是不稳定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会颠覆物质、制度和文化的建设性事业，还会危及超级人气的强人地位，最终会被结束。这一过程各种力量都有机会建立替代民粹主义的强人政治的机会。如果习近平采取制度化模式建立民意基础，那么最直接便利并且能得到朝野和中外支持的就是宪政民主的程序。

许多人对现代宪政民主程序不理解，总是高估利益集团对宪政民主的阻挠意志，低估宪政民主的可能性。其实，宪政民主不过是争权夺利的规则。在利益博弈中建立的宪政民主才是稳定可靠的制度化程序，才有可行性。第三波民主化的研究者有个共识，民主化更多的是权势集团在博弈中为扩大自己的利益和减少损失而采取的行动策略。权争死斗常常将权势者逼到最初从没想过的选择方向。

中国不是没有民主化机遇，而是主要的参与者缺乏必要的知识和心态。这里最缺乏的就是对民主化的真实机制的认知和应对必然伴随民主化机遇而出现的乱局。民主化不是简单纯粹的理念实现，而是权力和利益博弈中逐步引进的规则。民主化是在乱局和风险中探索建立新的规则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