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一这一天，在新浪微博拥有超过3000万粉丝、曾自称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学生的前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发表一篇文章，罕见地涉及到了“中共不等于中国”的敏感话题，即刻引发舆论海啸。此前9月22日，在中共共青团中央重提“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口号同日，任志强回应说，自己被这句口号骗了十几年。

在此之前，任志强今年端午节发表的名为《何为国？何为爱国？》一文也引起热议。在这篇文章里任志强表示，“我们爱这个国家。但不等于一定要爱这个国家现行的制度和法律！”文章引起了社交网络上关于国家、政府、政权、政党能否划等号的讨论。

任志强为何敢“开炮”？ 背景“深不可测”

10月6日，海外文章《紫荆来鸿：惊人之举》分析称：中宣部长期以来之所以没法打压任志强这样一个整天公开“胡说八道”的“微末小吏”。关键在于他不仅和许多权臣是知无不言的“总角之交”，更重要的是一些重要的权臣，甚至“老板”本人赏识，认同他的许多观点与看法（主要是一些未公开的看法与观点）。否则帝辇之下，怎么能容得下一个六品小吏整天与中宣部唱反调。

此文称：中宣部鼓吹的那一套，连他们自己人都知道是骗人的假话，但确实是当前形势的需要（也是中宣部系统大小官员表现自己，争取升迁的必要与希望之所在）。但这些观点未必是老板心中认同的观点。而任志强那些“离经叛道”的说法，却未必不是老板心中的看法。其中的奥妙尽在不言中。

此文中的“老板”根据上下文和目前的背景来看，应该指的是习近平。

任志强的背景从公开资料中显示，任父是中共原商业部副部长任泉生，任志强从1981年进入国企，其最为外人所熟知的身份，是国有公司华远集团总裁。

2013年10月任志强曾在中国新闻周刊撰文“回忆我的初中辅导员王岐山”，文中写道：“1964年秋我考上北京第35中。从这走出来的最有名的就是王岐山了，他还是我初二的辅导员。当时他上高二，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辅导员，从在校学习到上山下乡再到北京工作，我都跟他保持联系。至今他还会偶尔在半夜打来电话。”

“习近平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

《紫荆来鸿：惊人之举》的文章还称：未来只要条件成熟，或条件许可，习近平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

文章表示：老板在文革后期，利用家庭关系之便，读过相当一批“内部读物”（这也是当时部分落魄高干子弟的精神寄托与“时尚”）。当年还读得进书的太子党人，后来无论在政治观点还是为人处世方面，西化的色彩都比较浓重。完全不同于在文革后期“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甚至在监狱中讨生活的太子党人（诸如薄熙来之流）。

老板年轻时，所受西方理念的影响，而后在强大官场环境的制约与影响下，肯定会有一定的变化与变异。但当年年轻时，思想迷茫时，所受影响，烙印深刻，将来绝不可能“春梦了无痕”。

那位朋友预言，未来只要条件成熟，或条件许可，老板很可能会有惊人之举。老板绝不是一个甘于随波逐流，受制于“环境”的人。老板渴望创造历史，而不是屈从于历史与环境。

习近平建立新型智库 暗中与网络大V联系

无独有偶，10月6日海外博闻社引述中南海知情者披露：习近平上台后，提出建立新型智库，就是为了绕开现行体制那些官僚研究机构，他已通过习办及身边心腹智库(包括有哈佛大学学历的女儿)绕过官僚结构，同体制外甚至境外的智库、名人建立了密切联系。

消息指，这些与习有间接联系的人中，有些还是被官方持否定态度的网络大V、学者、知识分子、媒体人等，他们通过特殊关系与习有联系。当然，习是想用这种方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并非是说这些人的意见言听计从。但至少可以表明，习近平到目前为止，有自己了解社会舆情的管道。

习近平的这条另类管道，级别不高，甚至属体外的，这些人基本上都没有保密观念和措施，本身就不可能走保密渠道，有些甚至使用普通电话短信，发送“老板”关心的议题，这些几乎都被“有关部门”监控窃听无余，搜索殆尽。这种窃听与监控，实际上已严重到凡同习周围人士有点关系的，都被“一网打尽”。

更严重的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拿到这些信息后，不经组织审查，就任意使用，甚至成为习近平的政敌、反对现政策的利益集团领导人们，特别是一些正被调查的贪腐大老虎们反抗现领导班子，诋毁、损害习形象的工具和武器。

在中共媒体特定的语意环境中，“有关部门”通常是指一些不便明说、但属高度敏感的机构，例如公安、国安等等。

中共目前与苏联解体前的征兆相似

中国问题专家杨光对《看中国》分析表示：这些个消息都不会是空穴来风，任志强很可能就是真正表达了习近平、王岐山目前的观点。如果习近平能像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学习，彻底从本质上认清“共产主义”的虚伪和反人性，从而解体中共，首先把江泽民、曾庆红抓起来，铲除江泽民集团，那他就真正实现了“中国梦”，这才是他“开创时代”的梦！

目前在大陆社会危机四伏，中共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其实观察苏联解体前的征兆与当下的中共面临的意识形态危机何其相似。前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的回忆录中曾披露，这位苏共总书记在位时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中央书记、中宣部长雅科夫列夫曾将马克思主义斥为“一种打着科学幌子的新宗教”。

解体苏联的操盘手叶利钦曾经在其自传中写道：“拍马屁和唯命是从所得到的报酬是享受各种优惠待遇……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受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而与这种虚假的“共产主义”相并存的是，共产党高层已经普遍丧失共产主义信仰。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如果说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第一次使普通党员和民众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怀疑，那么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党政高层所出现的种种信仰塌方现象，则迅速加剧了民众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不信任，并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

王岐山谈“中共合法性” 分析：正话反说

今年9月9日，中共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北京会见出席“2015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的外方代表，罕见的提到中共的“合法性”问题。当中提到共产党“可能面临执政合法性资源的流逝与枯竭，直至丧失执政地位”。

时政评论员陈破空发文认为：王的言论，迅速被中共官方媒体解读为“首论中共合法性”、“具有新意”、乃至“重大突破”。笔者倒是觉得，应该把他说的这番话，反过来理解。与其说王岐山是在谈中共合法性问题，不如说他是在谈中共不合法性问题。所谓正话反说。只是，他用的是隐晦语言，表达的，是对中共迄今未能解决执政合法性的焦虑。

9月10日，习近平手下的写作班子－－微信公众号“学习大国”即对王岐山的讲话解读称其，蕴含着深刻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有观察者认为，确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存在某些方面的问题。比如贫富悬殊、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以及贪污腐败……

2015年1月27日，中共求是网发表题为《由苏联的“信仰塌方”说开去》的文章称，如果中共官员“信仰危机”、腐败等严峻问题得不到解决，即使用再华丽的辞藻包装，这种信仰（“共产主义信仰”）也会遭到历史的唾弃，难免重蹈苏联共产党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