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以前的兼职秘书李锐所著的《大跃进亲历记》中，有这样一段描述1959~1961年大饥荒时安徽省凤阳县的情形的：“凤阳全县死绝8404户, 死跑而空的村庄27个。村民严俊冒告诉记者：“1960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河南省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然而，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中，究竟多少中国人失去了生命，官方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些党史专著也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不愿深入探讨。

在过去的一贯宣传中，说是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苏联向中国逼债，导致了大饥荒，然而，即使是党内的一些人，都坦白这根本不是事实的真相。

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党内有识之士、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择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大饥荒自然灾害造成的吗？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就是丰平歉年相交替，从未有过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遍布全国的“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翻开《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注：一九三九年，陈高佣编。）以二十世纪为例，辛亥革命前的十年间，数一九○九年的灾害最重，也不过是局部地区的天灾：“福建漳州等地，水。黑龙江黑尔根等处，水。湖北荆州等处，大水。江苏溧阳等数县，水。广东佛山等县，水。吉林省城等处，大雨。甘肃全省亢旱。湖南长沙旱。”像这样的自然灾害人类目前尚无计躲避，但一个廉洁、有效的政府应该能够对付。偌大一个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边有北方，一省或数省遭灾，只要政府健全，完全可以避免饥荒。一九一○年前后，清廷内外交困、摇摇欲坠，救灾虽不力，却也并未引致全国性的饥荒。第二年它不堪武昌起义之一击而土崩瓦解，也不是由于灾民造反，与明末的情形完全不同。

至于一九五九年至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我们先来看五九年。五九年的成灾面积（受灾减产百分之三十以上为“成灾”）低于五六年和五七年（注：关于受灾面积的数字均取自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二一二页。），而五六年、五七年除广西人为造成的数百人饿死外，并未造成饥荒。所以五九年并无足以引致饥饿的天灾。

两千万人大多数是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至六○年夏收前几个月青黄不接时死去的，六○年是否有“自然灾害”同他们没有关系。那年即使有灾害，他们也是死在灾害之前，并非天灾的受害者。一九六○年的自然灾害虽比较严重，但成灾面积比七八、八○年只略多一点，所以也不是造成全国饥荒的大灾害。一九六○年的天灾只是使饥荒持续而已。

大饥荒逼债造成的吗？

1960年7月，苏联突然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明显是背信弃义之举，对我国是雪上加霜，加重了此后的经济困难，延长了中国人民的痛苦，滞缓了经济复苏。但苏联逼债，发生在大饥荒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之后，根本不是造成三年严重困难的原因。

其实，回过头看，苏联逼债的后果，也是有所夸大的。事实上，中国对苏联的债务，与大跃进造成的损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论。当时的副总理李先念就说过，大跃进造成国民收入损失了一千二百亿元；1958到1960年，全国计划外的建设投资化了二百四十五亿，大都未取得应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若用它还债，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债还清了。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不尽的思念》，记载了一件苏联借粮助我度饥荒的事情。1961年，在咱们东北面临无米之炊的紧急关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东北死人较少，苏方出借粮食是原因之一。

大饥荒，《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宣布，我国不仅克服了困难，而且，“在我们最困难的这几年，正是我们偿还外债最多的几年”（《人民日报》1963年12月4日）。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还债和援外的情形：

“周恩来总理强调指出，这一时期，我们不但没有借一文钱外债，而且把过去的外债几乎全部还清了。我们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已经按期偿还了十三亿八千九百万新卢布，剩下的尾数一千七百万新卢布，我们已经向苏方提出，用今年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不仅如此，我们还拿出了比这个时期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支援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人民日报》1964年12月31日）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在还债的同时，我们还拿出比“偿还的外债数额要大得多的资金和物资”去支援别国！以什么方式支援呢？周恩来在《报告》中，“我们一贯克己助人，采取无偿赠予或低息、无息贷款的方式提供援助。”

可见，当初只要我们少干点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少向小兄弟施舍一点，便足以还债了。

大饥荒——人祸！

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中，全民炼钢，大办水利，农民被强迫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修水库”，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仅河南省就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而且，由于各地严重的浮夸虚报产量，使国家征购粮食的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的口粮已经所剩无几了。而就在这时，人民公社响应党的号召大办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到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经有饿死人的现象发生。

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中国这块黄土地，历来是丰、平、歉年交替。在连续两年丰收后，一九五九年是个平年。再加上一九五九年春播面积比一九五七年减少了九千万亩，以致年产量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四百多亿斤。然而，各地为了表示自己拥护大跃进，不惜再次吹牛虚报粮食产量。上报的粮食产量汇总到中央那里，粮食总产量就多出整整两千亿斤，变成了五千四百亿斤。又是个“特大跃进”！于是继续进行粮食高征购。计划分到各省，谁也逃不脱。农村没那么多粮食可交。征购计划又必须完成，怎么办？从一九五九年初起，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在有些地方，农民被吊起来，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一九五八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从59年11月尾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就笼罩了全中国。断粮的农民数千万地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到处都有饿死倒毙在路边的人。树皮被剥光吃了，被子里的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吃人肉的现象。

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国各地农村到处都在饿死人。可就在这时候，整个一九六○年，党的喉舌《人民日报》一如既往，还在侈谈“大跃进的高速度”，“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我们的伟大的理想”，还在那儿粉饰太平：“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整顿以来，越办越好”，“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最令人惊讶的一点就是，1959年中国粮食出口不仅未减，反而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60年也仍是居高不下，直到1961才开始大量进口粮食。

历史资料表明，进口的粮食主要是小麦，采购地北美。由此可见，帝国主义的封锁，并未阻碍我国大量出口或进口粮食。

1961年初，国际红十字会曾想向中国提供食品援助，被我国政府拒绝。美国也讨论过无偿提供粮食给我国，却因发现我国大量出口粮食而作罢。

事情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作为后人，只有正视那段历史，尊重历史事实,才能吸取教训，以防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