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级的艺术课是戏剧，要排演小话剧或小歌剧。可可和同学排练舞台剧《小飞侠》(Peter Pan)。尽管可可只担任群众角色，但她小时候曾学过舞蹈，被安排了一小段领舞。她从排练、演出中比同学学到了更多：以前在国内少年宫，她参加过大大小小许多演出，服装、道具、布景，一概由老师负责，在舞台上更不必为置换布景动一下手。在这里，她和同学们一道，参与演出所有事宜——这是一种集体合作的全新体验。

演出的海报也是可可设计的，贴在校园告示栏，印成宣传单张和节目单分发。学期结束时，可可居然获得一个美术设计奖。母亲说，其实可可这方面才能并不突出，但在课堂上，老师要求每个学生设计一张演出海报，她勇于参与竞争。而学校又不失时机地充分肯定每一个努力的学生。

美国的教学方式让可可如鱼得水：历史课可以连续几节课、几周看录影带或看电影;英文课不必为课文如何分段，写“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而发愁——没有什么预设的标准答案，同学各抒己见，老师更喜欢言之成理的不同看法;连数学课都不一定根据唯一正确答案判分，哪怕最后结果错了，但另辟思路、较有创意，一样可获得高分;科学课则让学生们每人做一份实验报告，物理、化学或生物任选，最后举办“科学博览会”。孩子们的“报告”无一雷同：种菜、种花;以小白鼠、小兔子为主角的实验;各种小电动玩具的组合;将各式各样材料拼装起来，验证着科学领域的定理和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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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的主题就是“阿基米德浮体定律”：她用个有刻度的玻璃缸盛满水，制作一个小支架分别吊着木块和铁球，轮换放进水里，以溢出多少水测出物体的重量。

在这所私立学校一年的学业结束了，可可也从初中毕业。学校把成绩单寄到家里，全部科目都是“A”!母亲打开，眼泪夺眶而出。母女又一次紧紧拥抱在一起。

鉴于国内仍然是政治低气压，赵紫阳何时能被解除软禁仍然遥遥无期，她们决定继续在美国求学。一位很久前就认识的先生偶然得知母女俩在美国，便要可可搬到康涅迪克州去上高中。母女俩有了一个独门独户的住处，可以完全享有自己的空间——客厅、书房和厨房。

母亲后来回忆过当时的情境：没有家具，家徒四壁，母女俩把仅有的餐具和厨具放置好，把箱子的衣物整理出来，堆放在卧室的大壁橱，最后打开唯一的床单，铺在卧室地毯上，放上两床被子和枕头，“夜里躺下来，怎么就觉得那样的舒坦和满荡荡……”

她们过了一个月席地而睡，席地而餐的日子。

母女俩仍旧为背景保密，仍旧不敢随意与周围的人来往，什么都得自己摸索着在美国生存。

高中第一学年，可可的必修课程中除了英语和拉丁语上普通班的课，其它数学、生物、历史上的都是“荣誉班”。

九年级时，可可报名参加了红十字会做义工。每周上两节课培训，放学后去红十字会的办公楼，学习最基本的救生技能，经过考核及格，就发给合格证。她拿到合格证后，经常在课余、周末去各初中、高中讲卫生知识课，宣传如何预防爱滋病，还到过市区一些餐馆讲解卫生知识。不久她当了小领导，被配置了红十字会的BP机，有义务随时听从召唤奔赴灾难现场救死扶伤。可可预先告知母亲：一天24小时，无论凌晨或深夜，BP机若响起来了，请别惊慌。所幸高中四年下来，没有发生一次需要她赶赴现场的灾难。

红十字会义工合格证有效期一年，每年都要重新考试，才能续延。可可每年都去考试，一直认真肩负着这项责任。

美国中学生打工是司空见惯的，可可15岁时，也决定加入这个行列，填了不少表格，寄出不少求职信，只有一家Dunkin‘Donuts甜甜圈连锁店给了她面谈机会，同意雇她。多年后回想起来，这竟是她无数次求职面谈的第一次实践。

六月底初夏的一个清晨，可可如约去接受上岗培训，特意买了一张感谢卡送给“慧眼识珠”的经理。她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工资5.45美元，有时还会得到小费;经理让她自行选择时间段，她喜欢一早上班，选定清晨六点到十点。每天蒙蒙亮母女就一起起床，母亲准时开车送女儿上班，下班时再去接。可可领到了平生第一份报酬，母亲带着她去银行，开了个独立帐户，给她存起来。

母亲曾经担心女儿起不来床，更担心她时间一长就坚持不下来。但担心是多余的，整整两个多月，可可没误过一天工，每天都精神饱满地上工，高高兴兴地回家。

十年级时，除了拉丁语没设荣誉班，可可每门课都进了荣誉班，她以全A完成了所有课程。从小就喜欢游泳的可可还上了一门水上救生员培训课，考取了救生员执照。再放暑期，她打工就更上一层楼了：在YMCA(青年会)室内游泳池当救生员。可可很以此为傲，因为比起她在快餐店或商场打工的同学，这个职位不仅工资高得多，责任也重大得多，坐在游泳池边，要保持高度警惕，观察池里动静，一旦发现意外，马上救援。她一干就是几年，一直干到高中毕业，十一年级还做了一段课后兼职。

可可高中四年时光，在母亲的感受中，是非常孤寂的两人世界，但也是远离尘嚣，温馨祥和的岁月。母女相伴学习、吃饭、逛街、看电影，依偎着读书、聊天、看电视……分享对世事人生的看法，体会相互依靠的感觉。

母亲回顾说，选择陪伴孩子是我非常个人化的选择，说不上对错，我从不曾后悔或矛盾，至今仍感到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我和女儿一起体验很多东西，与女儿一起分担困顿，共享快乐。

母亲尽心尽力地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打工、活动，无论刮大风、下大雨还是下雪天从没有耽误过。车里永远放着她要看的书和杂志、学英语的教材和词典，无论可可要去哪儿，什么时间去，她都乐意开车接送。再长时间，再远路途，都不曾厌烦，坐在车里耐心地等候她活动结束。直到可可自己拿到了驾照。

1997年10月，王小蔼在一封家信中这么写道：我没有一般中国父母对孩子必成龙成凤的强烈愿望，虽然心里也希望她能考取好大学，有好的前景，但我并不想给她压力。还是顺其自然要好些，毕竟她是个比较自觉的孩子。最近，我倒常让她放松些。我在意的是在没有掌声的时候给予她鼓励;在困难的时候牵着她的手;在黑暗的时候陪伴着她。但愿她身心健康，愉快些、品格完善些。“也许您们觉得我太不严格了?许多人都忠告过我：‘严师才能出高徒’。我知道自己的做法不一定对，可是我无法做到严厉。”

事实证明，她不是严师，却培育出了可可这个高徒。

在可可的成长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往往令家长困扰的青春反叛期。母女间所有想法、所有要求都可以推心置腹地商量，以求共识，交流的渠道永远畅通无阻。斗室之内从来没有大吼大叫、强迫命令、粗暴干涉。曾经有人当着女儿面问过王小蔼：“你们母女之间有代沟吗?”她口气不那么确定地说：“也许多少会有一些吧”;可可却公然不同意：“我觉得没有!”

可以作为佐证的是，可可虽然性格独立，却又十分恋家，周末、假日爱和妈妈窝在家里。母亲劝她：“怎么不约几个朋友到外面逛逛?”她永远是同一句回答：“我就喜欢在家里。”

王小蔼自认是个十分内向的人，但对女儿的爱却非常奔放。她说过，对女儿从不吝啬说“我爱你!”爱就是要表白、要迸发;就是要让女儿时刻真切感受到。女儿也时时报以“我也爱你，妈妈!”这个两口之家说得最多的话是“I love you”和“Thank you”，特别是每天晚饭后女儿一句“Thanks Mom”，总能让母亲所有的疲累烟消云散。这两句“甜言蜜语”帮助母女俩渡过了许多逆境关口。情绪低落时，意见不一时，遇到挫折时，一声“我爱你”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每每在自然脱口而出之际，感到天又亮丽了。

王小蔼是从不过生日的，但她记不得什么时候开始，女儿留意她的生日。最初是口头祝福生日快乐，后来是给妈妈买生日礼物;她上大学之后的阶段竟成了隆重庆祝了。母亲永远忘不了，那年十月初，可可邀请母亲，一起来到费城颇有名气的餐馆Twenty Manning，服务生端出点燃烛光的甜点，唱着生日歌送上母女的餐桌。“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女儿唱着，柔和的灯光烛光下，周围餐桌的人们也唱和祝福。那一顿饭让母亲吃出了千滋百味。

十一年级，可可竞选学校“国家荣誉学生会”副主席成功，与另外九位候选人分别发表参选演说，脱颖而出，高票当选。

但从这时开始，她想得更多的是报考大学。十一年级快结束时，她考了SAT(有点类似全国统考)，数学得了满分，但英语相差较多，虽然看来总分不错，但不够平衡，她觉得不理想。于是针对弱点抓紧时间“恶补”，又报考了一次。苍天不负有心人，暑假她收到成绩单，高兴得跳起来：“妈妈，我的SAT成绩可以申请所有美国一流的大学了!”

高中最后一年，可可的课程表全是AP课(大学先修课，4分以上可折抵大学学分)，因为她十一年级已修完了高中所有学分。这让她更充实和自信，毕竟修AP的，只是同年级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还需通过老师的认可。

历史是可可从小就喜爱的，在十一、十二年级她共上了六门AP课：英语、数学微积分、电脑程式、物理、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竟有两门历史。她也很喜欢生物，遗憾的是AP生物课时间与她的课程安排怎么都配合不上，只好放弃。这六门可可都考得很好。历史老师Gibson女士尤其喜爱这个学生，可可申请大学时请她写推荐信，她写道：“这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遇到的最好的学生”。后来当大学放榜，Gibson女士知道可可没被哈佛、耶鲁录取，她还说：“这是他们的损失。”

申请大学最重要的是写出一篇体现自己独特个性、有分量的自我推荐文章。可可写过一篇文章《我和爷爷》，没有提爷爷是谁，但写到爷爷为了坚持自己的理念而遭遇厄运，激励了自己。英语老师过目后大为称赞，在课堂内外向其他所有毕业班学生推荐，来向可可取经的同学络绎不绝。那年宾州大学招生，有一项要求是这样的：假如你写了一部自传，请把第245页给我们。可可就将这篇《我和爷爷》当作了“第245页”。

可可共申请了六所大学，最后被宾州大学、康乃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和纽约大学录取。她几乎不加思索地在第一时间回复了宾州大学，宾大的沃顿商学院正是她心仪的。纽约大学商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后来又来信一再争取，给出了相当优厚的奖学金，芝加哥大学还多次来了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