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事件

但是，后来学潮怎么会闹成那么大的乱子?关键是“四·二六社论”。学生有不满情绪，总会表现出来，即使当时没有闹起来，以后还是要表达。总是有意见嘛!

但是学潮闹得那么大，就在那个时候闹出那么大的乱子，就是“四·二六社论”。社论以前和社论以后的情况不同。如果当时因势利导，做好工作，事情根本不会闹得那么大。“四·二六社论”是个转折点。

4月19日，我就访朝的事情去过邓那里，也向邓谈了学潮的情况和如何处理的意见，邓当时都表示支持。但事情奇怪得很，我离开北京的当天晚上，北京市委的李锡铭、陈希同就找万里，要求召开中央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万里就上了他们的当。万里对学运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

万里把他们的要求转告了李鹏。我出访期间由李鹏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鹏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开了常委会。在李鹏主持下，李锡铭、陈希同极力把学潮情况说得非常严重，他们不顾当时学潮有趋于缓和的情况。其实学生中间当时已经出现分化，一部分主张复课并已经复课了，少数人反对复课，有的学校为此还发生了纠纷，一些学生回到教室上课，那些比较激进的分子在门口把着不许进去。

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学生气还没有完全出够，闹了一下就这样完了?当时如果接着做些工作，疏导，对话，允许学生提出一些合理的要求，这是很好的机会。可是他们在汇报时竟说“一场全国规模的包括中学生、包括工人在内的大规模行动正在组织发动之中”，还说北京大学生纷纷派人到全国各地串联，到街上募捐筹集经费，要搞更大规模的行动。

他们把个别学生的过激言论，特别是对邓小平个人的过激言论加以宣扬，把学潮说成是反对共产党的，针对邓小平的。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对西方的东西听的很多，看的很多。说一个领导人几句话，他们根本不认为是一回事，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前或文化大革命当中空气比较紧张的时候。

当时说我的也很多，什么几个孩子搞“官倒”呀，什么运了多少车皮化肥到我的家乡呀。当时在多少万人中间没有人说些偏激、过激的话是不可能的。有十个人说了这类话，你一集中就不得了。李锡铭、陈希同他们这么做，是他们原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起作用，还是别有用心，我就不清楚了。

4月24日的常委会上把学潮定性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形成了会议纪要。李鹏、李锡铭、陈希同是始作俑者。

4月25日李鹏、杨尚昆把常委会的情况向邓作了汇报。邓这个人对学潮一向主张采取强硬方针，认为学潮影响稳定。听了汇报以后，邓当即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

我4月19日到邓那里，我的看法他是完全同意的。25日李鹏、杨尚昆一讲，邓又同意他们的看法了，因为这和他历来的主张一致。4月25日邓同李鹏等人的讲话，本来是内部讲话。但当天夜里，李鹏就决定把邓的讲话向各级干部广泛传达，4月26日又把这个讲话改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公开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我出访朝鲜之前，李鹏、北京市的领导都没有向我说过他们这些看法。我刚刚离开北京，他们很快就召闻了常委会，并直接取得了邓的支持。这就改变了政治局常委原来的分析及准备采取的方针。

邓对李鹏大范围传达他的讲话是不满意的，邓的孩子对把邓推到前台也不满意。“五四”青年节我有个讲话。毛毛打电话给讲话起草人鲍彤，希望在讲话中加上邓爱护青年的内容。

5月17日在邓家决定戒严的那次会上，邓对李鹏说：这次不要像上次那样搞了，不要把我决定戒严的事捅出去。李鹏连连说：不会!不会!

有人利用学生的过激言论来激化矛盾，把党和政府推到和学生尖锐对立的地位。经过改革开放，学生批评领导人本来算不了什么事，发泄一下而已，并不意味着这些人要推翻我们的制度。

但是把学生批评邓的话集中起来说给邓听，对老人是极大的刺激。这些人还把学生中少量的、零星的、分散的过激言论说成是学潮的主流，说斗争矛头指向邓。由于邓多年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所以一听到李鹏的汇报就发表了那样的讲话。这恐怕是主要原因。

我在朝鲜时，4月24日常委会纪要和邓的讲话通过使馆传给了我。我回电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对付当前动乱所做出的决策。这些文件发给我，我就必须表态，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见，因为我在国外不了解国内的情况。但我没有对常委纪要表态。

看了邓的讲话，当时我脑子里马上的一个反应就是又一场反对自由化的运动要来了。我倒没有想学潮平息不了，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担心的是十三大以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的势头受到损害，因为邓认为，学潮的原因是长期反自由化不力。

前面说过，追悼会结束以后，学潮趋于缓和，而且学生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部分主张复课，这是很好的机会。只要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学潮是可以平息的。但是“四·二六社论”社论一发表，情况立即发生了变化，大大激化了矛盾。学生被社论的言辞和政治帽子所激怒。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有计划有目的”等等，学生多年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也被推到了激进的一边。

从朝鲜回来后我找了几个大学的人谈过，他们都讲了这个情况。“四·二六社论”社论一发，各方面包括机关都非常不满意，“怎么搞了这么一个东西?”所以4月27日上街游行的人一下子上升到十万。由于“四·二六社论”的言辞比较严厉，学生们感到这个行动可能受到镇压，因此有的学生游行以前给家里或亲友写下了遗言、诀别信。

“四·二六社论”不仅激怒了学生，机关、团体，民主党派也普遍抵触。他们不理解、抵触，甚至反感。他们认为学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改革命运，提出社会热点问题，是可贵的爱国行为。政府不仅不表示爱护，加以引导，反而站到学生的对立面，给他们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以火药味如此之浓的社论吓唬他们。

尤其是知识分子反应更加强烈。政府这样做，社会上更加同情支持学生。从现场拍摄的录相可以看到，当时学生的游行队伍走到哪里，沿街的群众就拍手欢迎，呼喊支持的口号，有些人甚至加入游行队伍。就连负责阻挡游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来布置的一些封锁线，学生队伍走到那里，警察就让路，学生游行可以说畅行无阻。

当时许多老同志对学生游行相当担心。因为知道小平讲了那么一篇话，生怕矛盾激化，发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动武。彭真直接给中央办公厅打过几次电话，说无论如何不要动武，无论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让矛盾激化。

当时只有李先念听了小平讲话以后，给小平打电话说：“要下决心抓他几十万人!”这话不知准不准确。还有王震，他也主张多抓些人。面对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加上许多老同志劝告，原来决心驱散游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领导人和李鹏等人也束手无策。这当然是很好的事情。学生们原来以为游行可能受到镇压，结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样一来，参加游行的学生回到学校以后，就庆祝胜利，欢欣鼓舞，更加无所畏惧。

由于传达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发了社论，学生会、党团组织、校长、教师，原来都拼命地阻挡学生，叫他们无论如何不要去上街。学生回去以后，弄得党团干部受到奚落，他们感到委屈，有埋怨情绪，认为被出卖了，躺倒不干了。包括陈希同这样的人也有这种感觉。5月1日常委听北京市的汇报，陈希同一肚子怨气，说学校基层干部感到被出卖了。我批评他：谁出卖谁?

4·27大游行的结果说明这么几个事：原来以为4·26社论一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调子一定，学生就不敢动了，结果不仅没有压下去，反而闹得更大了。这说明用无限上纲的老办法，过去很灵现在不灵了，此其一;

其二，由于广泛传达了邓小平4.25讲话，学生都知道4·26社论是邓完全支持的，但仍不顾一切地上了街，这说明再靠最高权威的领导人发话也不灵了;

其三，北京市刚刚发布示威游行管理办法，提出了严格的管理和限制，也不灵了，等于作废，警察阻挡也不灵了。当时我回到北京了解了这些情况以后就感觉到，如果不缓解下来势必动武。现在与4·27以前不一样了，学生经过4·27大游行什么都不怕了。他们认为政府没有办法，政府什么手段都拿出来了，就剩下出动军队这一招，而学生当时认为政府是不会出动军队的。所以以后的事就比较难办了。总之，“四·二六社论”社论对整个北京的事情起了很坏的作用，增加了以后解决问题的难度。

以上说明，如果不用疏导对话办法，要用强制手段制止学潮，除了动用军队，没有别的办法。我从朝鲜回来途经沈阳时，听了沈阳的汇报，他们也是大会传达邓的讲话，省委都怀疑：现在还用这种办法行吗?他们说，传达邓讲话以后很多人骂邓。所以我从朝鲜回来后就觉得局势很危险。“四·二六社论”以后，其他办法都不灵了，存在着发生大规模流血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