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建新

具体的时间顺序记不准了。就是蒯大富出现之后。文革一下子就出了个转变。详细情况至今我们也不知道。只记得出了个蒯大富，说他是清华的还是北大的学生，被北京市委派的工作组整了。后来反过来说是工作组执行了反动路线。反正蒯大富就成了全国瞩目的革命造反派。

记得当时北京大学的几个人是很有名的：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还有谁，记不得了。全国一下子都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好多运动开始被斗的好像没事了，又出来了；然后目标就对准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下各个单位的头头就成了斗争对象。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红卫兵团，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是。

有些原来的红卫兵由于爹妈是走资派，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成了狗崽子。是个人头恨不得就有个战斗队。都说自己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因为对当权派的看法不一致，就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我当时不愿意参加组织，但是又不能没有，于是和两个好朋友就组织了一个当时在全校是最小的仅有三个人的战斗队，起了个名字叫“鲁迅硬骨头驱虎豹”。就是为了应个景。还是不怎么去学校。 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疯狂的年代。

中间有这么个小插曲，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住的是铁路宿舍。每个家属院从里到外有九家。（其实一家就是一间屋子。）我家在尽里面倒数第二家。紧挨着的第三家，男的姓田，叫田野。我们这个院子的人都在铁三院工作。他也是。我平时称他田伯伯。我的印象中，他个子高高的，五官其实很好，但就是因为有病，面目黑黑的。

他们家是一家四口，他媳妇，是农村人， 长的相貌也挺好，高高的个子。 很能吃苦，很能干。他们有一双儿女，儿子叫小冬，女儿叫小红。长的粉雕玉镯的两个孩子。

有一天他到我家来，说有事要求我帮忙。那时家中就只我一个人在家。前面已经说过了，娘在干校，姨父在唐山。他就讲起来。原来他是十来岁的时候，49年前就参加了革命， 他说当时就是红小鬼。没什么文化，但49年后就被安排到了铁三院工作， 做什么我不记得了（大概是个党员）。大饥荒的时候饿得营养不良，得了肝硬化（那时候得肝硬化的人很多），一直歇病假在家。吃药打针不管用。去公园锻炼，认识了一些人，练了什么站桩，他说很管用。可是文革初期被街道的（现在的那些大妈们吧）。 抓来批斗了，说他搞封建迷信，是牛鬼蛇神。因为他和一些人做什么驾乩扶扶鸾的。他说，那不是迷信，都是真的。他还说他通过练站桩， 现在他眼睛可以看到有病的人身上哪里有病哪里就有黑气。还举例说前两天红旗大院（我们旁边的两排宿舍房）有个XXX，从他身边过去，他就看到这个人心脏那一团黑气，没几天那个人就死了。还说能看到我的肾气不足（肾是元气所在），所以他说我将来身体不好。这倒说对了。总之他就是要我帮他给中央领导写一封信，就像求助或是求诉、申诉的那种信，说明他不是搞封建迷信，是为了治病练功。而且这功很有帮助。末了他还说，你加上，我可以当面给领导们做实验：用一个心电图测试仪，我用手握住它，我可以按我自己的意愿让那个测试线怎么走，它就怎么走。我当时听了，觉得很神奇。记得是帮他写了。写了之后怎么样了，就不知道了。他发出去没有？全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还斗不斗他。 反正他是不能再去小花园练功了，没过多久就死了。不到四十岁。留下了一个农村取来的媳妇，带着两个小孩子，老大男孩也就五六岁。

想起来，他找我帮忙，可能也是因为我当时已是高中学生了，是院子里文化最高的，还是个孩子，家里也没有别人。院子里别的人可能也不敢帮，不愿帮。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没有想如果出了事情会怎样。我向来在这方面智商比较低，朋友们总是说我不会保护自己。 

天津市后来分成了两大派，一派大家都说是造反的，叫大联筹（这是简称，全称是啥，不知道）。另一派好像是红代会还是什么的，记不得了，说是保皇派。

我们学校自然也是分了这么两派。怎么分的，反正自己当时就是几个好朋友，一块参加了“井冈山”，头头是我们好友的男朋友，叫吉X民，父亲是小高干吧。也不知道干什么，革命啊，运动啊，好像都是头头的事。记得我们几个人凑在一起，常常是逛北宁公园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