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五年(1430)，明仁宗朱高炽，感到国家的财政管理很不完善，有漏洞。特别是江南地区，更为严重。仅苏州、松江两个府，就欠应交中央政府的税赋粮食八百多万石。他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干的官员，到那里去监督整顿这件事。他问朝臣们，谁能胜任这个任务？大学士杨荣，推荐了周忱。

周忱是永乐二年(1404)的进士。明朝在朝廷中设立了“庶吉士”，是些准备用作朝廷的官员，事先进行练习的人，有点类似见习生的性质。成祖又从庶吉士中挑选二十人，到文渊阁继续学习。那时有一个人自荐道：“禀陛下，学生年纪尚小，愿前往继续学习。”这个人就是周忱。成祖觉得这个年轻人挺有志气，就选中了他。后来，他任了刑部主事、员外郎等职。一干就是二十年，尽管他满腹经纶，却无人赏识。仁宗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同意让周忱到江南去，任他为工部右侍郎，巡抚江南诸府，总督税粮。

到任后，周忱找了一些当地父老，向他们询问欠税的原因。父老们都说，那些大户，他们的土地增加了，却不肯加税，这些税都让贫苦农民负担。小民负担不起，纷纷逃亡。这样，税额的缺口就更大，贫民下户的负担，也就更重。

他觉得父老们的说法是对的，便制定了一个“平米法”，公平地分配税赋负担。他又上书仁宗，让户部铸造标准铁斛，分发到各县，作为量器的标准。这就避免了粮长用大斛进、小斛出，盘剥农民。

所谓“粮长”，是上方指定的负责征收粮赋的人。过去的惯例是每县设立粮长三人，一正二副。每年七月，三个粮长一起到南京核对赋税数量，然后还要以送粮为名，到北京户部。这往返路费花销，都要摊派到农民头上，大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周忱规定：只设立正副各一名粮长，到南京、北京办理有关手续，每次只去一人，二人轮流着去。百姓都很拥护周忱的这个办法。

各县收粮，并没有固定的仓库，就放在粮长的家里，因此出现了许多弊病，人们认为这是造成税赋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忱让各县在漕运水道旁，修建仓库，仓库设“粮头”管理，而不是设“粮长”。如果税赋总额超过六七万石，才设立粮长一人，称为“总收”。并且，官府还要派专人监收粮食，而不是由粮头、粮长一人说了算，他们只是履行一下手续。每年上缴中央政府的税赋，并不是收上来多少就交多少，而是按规定的数量交。因为减少了许多中间盘剥的环节，所以上交后总是有余。余下的粮食，继续存在库中，叫做“余米”。一些与税赋有关的花销，就从这些余米中支出，不再向农民征收。第二年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交纳税赋的时候，总数就增加余米的百分之六十，第三年则增加百分之五十。这样，中央的和地方的收入都有所增加。

明太祖朱元璋，征伐江南的时候，把那里原来元朝政府赏给功臣及子弟的土地，都没收了，称为“官田”。以后犯法的恶霸地主们的土地，也都没收，充作官田。这些官田，租给百姓耕种，收一份租赋，共达二百六十多万石；而原来地主的租籍仍在，还要征收一份租赋，达二百七十七万石。这样，这一地区的租赋负担，比其他府重得多，百姓承担不起。周忱与苏州知府况钟，经过一个多月的认真核算，把这里的租赋总数减到七十二万石。其他各府也按照苏州府的办法，核定新的租税总额。这样做，表面上看税收减少了，但实际上，因为农民负担减轻了，生产的积极性提高，粮食增产，国家的收入反而多了。

洪熙七年，也就是周忱来到江南的第三年，江南大丰收。除去缴纳租赋，农民手中还有大量余粮。明仁宗自然也很高兴，下诏让各府县以官钞用平价从农民手中购买余粮，贮存备荒。仅苏州府就得米二十九万石。当时全国公侯俸禄、军官的月俸，都可以从南方储备的米中支取。

过去，苏松地区输送到南京的租赋，每石要加收六斗的运输费用。现在，由于各地都有了粮仓，不必运往南京。仅这一项，多得的粮食就达四十万石，加上用官钞购得的粮食，总计达到七十多万石。都在各地建仓储存起来，准备赈灾之用，称为“济农仓”。这些粮食，每年赈灾后，仍有富余。运输费用、损耗甚至丢失等等，都从这些粮食中支取。修河工程用粮，以前都是从农民那里征收，现在也从这里取用。

明仁宗对周忱在江南的政绩非常满意，下诏嘉奖他。周忱在江南任职的这些年，州府郡县，不知道什么叫荒年，应上缴的租赋从来没有拖欠过。

在修河治水、盐赋管理、造船管理等方面，周忱也都有自己的建树和成绩。史书说他：从政以“爱民为本”，这是他能够取得突出的政绩的一个重要原因。

“皎皎者易污”。周忱政绩斐然，也招致一些人的诬蔑和攻击。仁宗在很长时间内，不相信那些谣言和恶意中伤。但后来，有些话他还是听信了。但让周忱离任后，那里的赋税情况，很快就会恶化。而百姓心里有数，还在周忱在世的时候，就已经到处为他建立了生祠，经常拜祭，感恩不尽。

(《明史•周忱传》《明史•食货志》《明会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