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羽戈

2014年初韩国电影《辩护人》盛极一时。传入中国，激起泪奔如潮，完全湮没了语言、族群与国界的隔阂。我看此片，几度落泪。

电影的主角宋佑硕律师，原型是韩国第16任总统、后来跳崖自杀身亡的卢武铉。片中每一幕，都浓缩韩国民主转型的血泪史。韩国人为之涕泗横流，缘于电影触痛了他们的历史伤口。那中国人哭什么？

《辩护人》的主题，即以宋佑硕的转型，呈现韩国的转型，以宋佑硕的精神历程，呈现韩国民主化的崎岖血路。

宋佑硕从逃避政治，两耳不闻民主的呐喊，到纵身跳入政治之河流中击水，历史背景是1981年的“釜林事件”。如电影所示，这是一起冤案，出自全斗焕军事独裁政府的捏造。釜山地区的大学生及大学出身的活动家共22名青年，被指传阅危险书籍，并在戒严的情况之下进行非法聚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反共法》、《集会示威法》等，遭到拘留处理。片中的朴镇宇，即这22名青年之一。

宋佑硕代理此案，担任朴镇宇的律师，第一个原因是为了报答当年朴镇宇的母亲对他的一饭之恩，他虽犬儒，却非无情，朴镇宇被捕之后，朴母绝望的哀求令他肝肠寸断、寝食难安；第二个原因在于，对此案介入愈深，他愈发意识到，这个国家的政治何其专横，法律何其沉沦。

宋佑硕接手此案，他的助手极力反对。宋佑硕答道：“想让我的孩子们不要生活在因这种荒唐的事踩刹车的时代。”这是一个父亲的责任与义务。作为律师，他坚信朴镇宇无罪，无罪就要收到无罪的判决，为了这一结果，他不惜“把自己安稳的人生一脚踹了”，这是一个法律人的责任与义务。

记得一位智者说过：专制最邪恶的地方，不是剥夺了你的自由，而是豁免了你的责任与义务。何谓责？何谓义务？譬如说：当不义写入法律，反抗就是义务；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丧失了自由，你只能成为奴隶，忘却了责任与义务，你将永远成为奴隶。自由被剥夺已经十分可怕，更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什么是自由，忘记了捍卫自由、反抗专制，人人有责。

成为朴镇宇的辩护律师之后，他才发现他所处身的司法环境之黑暗，法庭之上，他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孑然一身，孤独战斗，法官、检察官，以及坐在他身边的律师搭档，都不是他的同道。

与恶法的斗争，最能考验一位律师的智慧和勇气。你可以承认“恶法亦法”，更必须指出“恶法亦恶”，直指其恶，这是勇气；假如对方一举撕破了恶法的遮羞布，将政治系统切入无法状态，宋佑硕只能上街了：“当国民无法行使法律权利的时候，作为法律人，我更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才是真正的法律人的义务。”

一个宋佑硕，只能是孤胆英雄，无法改写法治的悲剧；一万个宋佑硕，同心协力，才能成就法治的伟业。宋佑硕代理“釜林事件”，有前辈律师的指引，有记者同学的义助，有旁观了暴行的军医中尉弃暗投明、挺身作证，还有他的那位搭档，小丑模样的事务长，我本以为，当宋佑硕的律师事务所遭难，他会选择背叛，这更符合我们亲见的残酷现实；不想他能坚守到底，帮助宋律师收拾一片狼藉的残局。就连那位惯于枉法的李法官，并非天良丧尽，当被迫做出冤屈的判决过后，他答应2年内将朴镇宇等青年全部假释出来。

电影最后一幕，当宋佑硕站在被告席上，釜山142名律师，共有99人出庭为他辩护，这构成了《辩护人》的高潮。同为律师，宋佑硕在支撑法治的上限，那99人则在抬高法治的下限，二者都不可或缺。

《辩护人》终结于宋佑硕含泪的微笑。一身白色囚衣的他，输了自由，却赢了正义；输了现在，却赢了未来。只是在我看来，这悲壮一幕的意味不止于此。宋佑硕的原型卢武铉，从律师到总统，最后深陷贿赂门，跳崖自尽，未尝不是以死明志，自证清白。

我们原是韩国民主史的局外人，《辩护人》却超越了泾渭分明的国境线，使我们成为与宋佑硕同呼吸共命运的局中人，在今日中国，皆不乏对应，而且我们所承受的苦难，毋宁更为严重、惨厉。基于此，我们落泪，则不仅为电影，更为电影背后相似的历史与现实——我们尚且无法将历史与现实拍成电影。“他们有改变国家的电影，我们有改变电影的国家。”

2013年12月18日，《辩护人》在韩国上映。2014年2月13日，釜山地方法院对“釜林事件”二审宣判，改判被告人无罪。此刻，距离一审已经达33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