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在模糊概念的同时采取行政干预。（Getty Images）

【看中国记者李正鑫综合报导】在针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官方词汇中，始终都是用“城镇化”，而不是用国际通用的“城市化”，这出现一个根本的区别：在模糊概念的同时采取行政干预，而不是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结果。

日前，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7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统计数据显示，房价涨幅回落的城市增加。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按年涨幅连续7个月回落，热点城市房价在严格调控下涨势暂歇，但三四线房价涨势加大，反映楼市分化情况扩大。

为何此前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涨，而三四线城市却出现房地产库存压力巨大？去年当局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去库存，尤其是要去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

在中国大陆官方词汇中，从来都是用“城镇化”，从不说“城市化”。而城市化（urbanization）则是一个反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国际通用词汇，已经用了100多年，城镇化则没有准确对应的英译。从汉语词义上看，城镇化似乎既包含了“城市化”又包含了“乡镇化”，似乎中国大陆官方特意用该词语来模糊相应的概念。

中共建政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许农村居民迁入城市，中国的人口迁徙和流动数量较少。

从80年代开始，劳动力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人口红利得以释放。到2001年，中国首次提出城镇化，再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及鼓励农民工在城市买房的举措，这说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库存是由土地的城镇化产生，而不是人口的城市化。即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一直都伴随著极端分化的情况，这当中城市边界的扩大并不是普惠，而是零和博弈，这个现象将会在未来人口红利慢慢消失的过程中日趋明显。

而城市化不仅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市集中的聚集过程，而且是城市在空间数量上的增多、区域规模上的扩大、职能和设施上的完善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类的社会文明广泛融合的过程。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化，没有太强烈的行政干预色彩，而是通过城市的集聚效应来吸引外来人口流入，从而在经济学角度上形成规模经济，从人口学的角度上提高城市化率。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5月20日表示，城市化是人的迁移，应该要研究人的行为规律。据《第一财经日报》5月21日报导，樊纲说，“土地都给了小城镇，大城市人为设限，最后就是今天的结果。大城市、小城市两极分化，大城市房价、物价飙升，小城市（房子）卖不出去，因为人不去小城市。”

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是行政命令干预后，造成中国大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现状。

海通证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撰文认为，城市化不是一种行政干预的过程，它更应是一种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结果，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目标；而城镇化则更多地体现为行政的力量，实质上是一场造城运动。于是，在现有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没有得到应有推进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高举城镇化的大旗，一是把城镇化作为拉动GDP的抓手，二是把将城镇化作为建设“形象工程”的手段，三是将城镇化作为发展房地产的手段，大力招商引资，四是把城镇化当作土地财政收入的来源，不断扩大城镇面积。

《人民日报》2012年刊文称，2000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总面积10年间扩张60%，远高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而2000年人口城镇化率为36.2%，2010年为49.6%，只提高了13.4%。
 
中国大部分地区是三四线城市及城镇，这些城镇的面积扩大过快，却缺乏相应的产业支持，创造的就业岗位有限，这就很难吸引新增人口，故大量以城镇化名义投资的房地产项目过剩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