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习近平所领导的司法改革，似乎在推进，但事实并非如此。北京、上海及全国各地的大批法官离职并非始于今日，其原因各说其辞。中国大陆法官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地位过低仅是表象，党治下的非三权分立体制，导致了包括法律精英在内的人心向背是真问题。

上海法官大量流失

上海作为习近平六个司法改革试点的省市之一，近五年平均每年流失法官六十七人。其中，二○一三年七十四人，二○一四年八十六人，而流失的这部份法官通常是四十至五十岁的业务骨干。二○一五年一季度，上海法院系统共有一百零五人离职，其中法官十八人。

上海政协委员裘索博士在今年“两会”期间，建议对法官实行分类管理，以不低于上海市政府厅、局级公务员薪酬的一点五倍制定法官薪酬制度，从而留住法官、留住清廉，为司法改革走出一条新路，并于今后在全国形成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范本。

二○一四年，上海代表团在全国“两会”审议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报告时提出，法官离职的原因一方面是案多人少，办案压力大;另一方面则是生活、职级、待遇方面的压力。二○一三年上海法院收案数为四十八点六万件，法官人均年办案数为一百三十一件，是全国法院的二点二五倍，二○一四年增加到一百五十五点六三万件，而法官的薪酬标准与行政级别挂钩，与法官的等级没有关系。

裘索调查了全世界范围内法官的薪酬情况。在美国，法官是公务员待遇的五点一一倍到六点五六倍;英国是六点四八倍到十三倍，日本是二点零一倍。要中国所有法官固守清贫，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公正高效地行使国家审判权，无疑是不利于法官队伍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外法制社会的经验可知，授予法官高薪是维护法官尊严、稳定法官队伍、建设法治社会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看中国问题，从法官的经济待遇就可看出其政治和社会地位，其实中国大部份法官不满中共的现行体制，说白了，法官并非心向共产党。

大陆的法官荒

据香港《南华早报》二月九日文，原题《北京年青公务员哭穷，法官从体制内离职》。该文称，一项调查显示，北京有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年青公务员称其收入是同辈人中最低的，这项于去年进行的调查对二千多名公务员进行访问，经济困难是受访者最主要的压力来源。大陆媒体报道称，去年微信上出现一个主要由北京离职法官和计划辞职法官组成的交流群，凸显对不断加大的工作压力及微薄收入的不满。二○○八年至二○一二年间北京招录二千零五十二人，但流失人员总数三百四十八人。江苏的流失现象更严重，二○○八年至二○一三年间共有近二千名法官辞职。广东省同期有超过一千六百多名法官离职。

据四月二十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今年将有二百名北京法官离职。北京法官加速离职，其实已在业内“预料”之中。最高法院直属的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的黄斌，在二○一四年三月发表一篇文章：北京市法院粗略估计，二○一四年全市法院最低将有超过一百人离职，最多达一百八十人;二○一五年，全市法院最低将超过一百二十人离职，最多可能达到二百人;二○一六年，仍将有一百一十人离职，最高可能达到一百八十人，同过去五年相比，人员流失呈明显加速态势。

黄斌认为，法官大批离职的原因，在于过去五年各地法院招录了大批人员，但法院难以提供足够的级别调整空间，也难以提供更多的成长机会，必然会产生这些人员成长道路的集中“拥堵”。同时，法院的工作环境、工作压力、工作待遇也未见改善。

接受采访的地方法院人士说：“在一个地级市，政府部门的公务员最快五年就可以成为科级干部，但在中级法院大概需要十年”。这是因为法院的晋升层级较多，“以最快的晋升速度计算，大学毕业进入法院，工作一年后转正，再担任二年书记员后，参加一年时间高级法院组织的晋职培训，也就是最短四年成为助理审判员，再经过二、三年成为审判员。工作十年能提拔为副庭长就算比较快的。”上述人士说，他所在的法院最年青的副庭长是三十七岁。

江西省高院一位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二○○八年以来，江西省有五百多名法官离职。据《法制日报》二○一一年一月报道，在江苏省南通、徐州、扬州等地，一些郊县法院工资低于市区法院三至五成。二○一四年一月，无锡中级法院院长时永才作工作报告时称，二○一二年以来，无锡法院共有二十人辞职，十八人经调动离开法院。

法官流失已不是新闻，在中共大谈“依法治国”的背境下，大量年青法学院毕业生对法院持观望态度。想走的越来越多，想来的越来越少。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检索法院岗位无人报考的信息。二○一二年和二○一三年分别只有一条，二○一四年迅速增加，出现在五个省份，二○一五年增加到八个省份。在陕西省，无人报考的单位，其中一半是法院，最终通过中共省委组织部选调得以解决。

法官本不是官，中共实行“党管干部原则”，法官调配要由党的组织部门操作，而党组织部门的官员又有多少当过法官?

基层法官的苦

江苏省泗洪县法院院长在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报》社主办的月刊《天平》刊登文章，题目是《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基层法官》。该文称：“前几天一位老法官退休了，他对我说自己最大的遗憾连个副科级也没混上，虽然职业生涯清清白白，但在以行政级别衡量一个公职人员成功与否的县城熟人社会，总是感觉少了一份资深法官应有的尊荣。他问我，你三年前大会上信誓旦旦说要为我们争取的职级待遇呢?我无言以对。

三年来我自认为使尽浑身解数，解决了部份资深庭长的副科级待遇，但组织部门对法官的行政级别却越来越紧，去年省委组织部干脆宣布一九八七年劳人薪五十六号文件不再执行，法官行政级别彻底停掉──。”

中国大陆为何立案难，“民告官”胜诉更难?这也与法院中法官大量的“怠工”和“罢工”现象有关。中共在日益难以应对社会矛盾的高发时，就大规模增设了信访管道，导致了民众“信访不信法”。有人称，这是中共建政后的第二次砸烂“公检法”，第一次发生在十年“文革”期间。法院法官以不受理和少受理案件，法院或配合政府打压受理民告官的律师，将社会矛盾推向政府的信访部门，并看其笑话。你政府信访局的地位、收入比我法官高，看你有多大能耐解决问题?法院即使受理了案件后，法官只能按上级的意图判百姓输，有的当事人拿了判决书就上访，法官暗中看笑话并坐山观虎斗，看百姓与政府究竟谁斗过谁?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有九千位法官离职，法官大批离职是当今中国大陆社会人心向背的现象之一。习近平的“改革路”成功与否?任何人都不应预设立场，先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