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今日美国》5月20日报道，为了造成最大的影响，他们选择了王府井商业街，这条北京市中心的大道。一个温暖的春日上午，大约30名男子聚集在这里，在数百名购物者面前吞下了农药。据数名目击者称，他们集体倒地，口吐白沫。
随着这些男子被送往医院抢救，受惊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了这一新闻，而现场迅速恢复正常。警方当天稍后发表声明称无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解释说他们是来自东北的出租车司机，进京举行抗议。官方的叙述就此结束。
但这些男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用极端方式来传播他们的不满，体现了采用这万不得已的战术并不罕见。对于一些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自杀是抗议的终极形式。

在西藏，2008年起，由于广泛的起义令当局尴尬，开始了镇压和激进（抗争）的循环，在过去6年里已导致近140起自焚事件。西藏流亡团体称，这些行动是因对中共压制性政策的愤怒而引发的。

中国政府称这些行为是“达赖集团”利用弱势青年，并指责是“外国势力”想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最新一起自焚事件中，4月初，40多岁的尼姑Yeshi Khando在四川省一家寺院附近点着了自己。据报道她已死亡。那些在自焚抗议中幸存下来的人据信处境同样严峻。
从表面上看，藏族僧侣和不满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没有太多共同之处。然而，这两个群体都被驱赶到放弃理性手段，用自我伤害的行动来引起人们关注他们的诉求。人类学家Margery Wolf曾观察过毛泽东时代自杀的妇女：“在西方，讲到自杀，我们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人们更常问的是‘谁’？”

中国人的自杀通常都有一个外在的对手——一个残暴的丈夫、一个残酷的老板，而不是心理健康、滥用药物等个人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浪漫的传统，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到备受尊敬的官员及诗人屈原。
在一个专制国家，当局以同情之心对待一组出租车司机，就会有另外100多个群体试图寻求当局让步。在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自我表达与异议之间的差距更小。

这让任何一方都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批评者们被逼到类似的角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官方的冷漠、缺乏充分的法律保护、缺乏适当的代表性及令人窒息的抗议。
“当现有的申诉机制不起作用时，一些受侵害的劳动者就可能采取直接行动来抗议不公”，牛津大学中国劳工研究专家Jenny Chan说。“但自杀不应作为一种绝望的抵抗方式。”

那些出租车司机来自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的县级市绥芬河。四年前，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当地司机必须隶属于一家国有的经营公司，并禁止自由职业的司机。这些营运者通常要收取大量的“管理费”，加上燃油成本、惩罚性合同及罚工时，在这个以高失业率闻名的地区，许多司机都在挣扎。

对此他们几乎无能为力。虽然中国有工会，但是工会多由共产党的干部领导，以作门面。工会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或教育工会成员有关政府的政策，但工会不提供集体谈判或捍卫工人权益的论坛。在一些城市，司机们干脆选择罢工。这是为数很少的一种选择，来要求当局给予一定的尊重。但这是一个冒险之举。地方官员可能不会轻易忘记那些公开为难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稳定性”记录是评判官员的标准。
另一种方法是信访制度，这个古老的帝王思想至今犹存。几百年前，受害者会采取堵路、在衙门前下跪等直接行动，让地方不公正的行为获得关注。如果还不奏效，他们就会进京告状。
这并不十分有效。据200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每年在中国信访办登记的请求有1000万件，每500个上访请求中只有1个“得以解决”。
今年在省会城市已有数起自杀抗议，最近在武汉，一起骗局的受害者们喝农药；在济南，10名抗议者试图从一个商场的屋顶跳楼。那些已经投诉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却无果的人们，通常会选择北京作为最后一站，而不是他们的家乡省份。“自杀是强烈的个人行为”，Chan说，“而且也是社会性的”。

2013年8月，一组21人，也来自黑龙江，企图在北京西客站附近集体自杀，因为一家铁路公司未能兑现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工作。四个月后，13名房主也试图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拆迁赔偿。在去年7月的两起事件中，5位访民在一个警察局里喝毒药，来自江苏的5男3女在《中国青年报》的办公室外也是服毒自杀。在中国，喝农药是最常用的自杀方法，因为农药普遍可以弄到，以及不大可能急救。相比之下，在美国，超过50%的自杀是用枪支。

有时，即使是防止这些事件的安全机构成员也可能走向同样的结局。12月份，6名前黑龙江警察试图在高层领导的中南海大院外自杀抗议失业。他们选择的是一个尤其敏感的地点：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地点都有重度警力，警员们配备了处理自焚的灭火器。“我有慢性白血病”，该团体一名成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没有办法，唯有以死抗争”。
这种绝望并不局限于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可能发生在表面上活在自己中国梦里的人。为了追求这个梦想，许多人开始到遥远的城市从事低工资、低地位的工厂工作，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前途。

2010年的“富士康自杀事件”使他们的困境获得国际关注——在单单一年里，18名员工企图自杀（14人自杀成功）。该悲剧曝光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离开家乡农村，正如富士康手册里所说的“奔向最美好的梦想，追求壮丽的人生”。
Chan和Pun Ngai就富士康自杀事件为2010亚太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做了一份详细调查，研究了这家科技公司在深圳庞大生产线的军国主义工作文化，并得出结论：许多农民工发现他们的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简直难以承受。Chan说，“那些弱势工人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发生危机时无法忍受的痛”。她把这些压力比作“一种‘杀人’形式”。

来自农村的工厂工人是外地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的特权，没有家人，没有业余时间。但随着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中国梦不可能实现时，“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很人性化的”，劳动学者Russell Leong对该调查说：“扔掉或毁掉他们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表达挫折和反抗的姿态。”
正是这种“姿态”，把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在他们最后一个赋权行动中团结了起来——无论是僧侣、出租车司机、农民，还是工厂工人。“对于我们被称为农民工的人”，一名富士康工人写道，“我们用死亡来证明我们曾经活过。”
原文Desperate Chinese turn to mass suicide in pro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