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绝望的中国人转向集体自杀抗议
2015-05-23
据《今日美国》5月20日报道,为了造成最大的影响,他们选择了王府井商业街,这条北京市中心的大道。一个温暖的春日上午,大约30名男子聚集在这里,在数百名购物者面前吞下了农药。据数名目击者称,他们集体倒地,口吐白沫。
随着这些男子被送往医院抢救,受惊的人群在社交媒体上传开了这一新闻,而现场迅速恢复正常。警方当天稍后发表声明称无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解释说他们是来自东北的出租车司机,进京举行抗议。官方的叙述就此结束。
但这些男子的命运以及他们用极端方式来传播他们的不满,体现了采用这万不得已的战术并不罕见。对于一些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自杀是抗议的终极形式。

在西藏,2008年起,由于广泛的起义令当局尴尬,开始了镇压和激进(抗争)的循环,在过去6年里已导致近140起自焚事件。西藏流亡团体称,这些行动是因对中共压制性政策的愤怒而引发的。

中国政府称这些行为是“达赖集团”利用弱势青年,并指责是“外国势力”想要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在最新一起自焚事件中,4月初,40多岁的尼姑Yeshi Khando在四川省一家寺院附近点着了自己。据报道她已死亡。那些在自焚抗议中幸存下来的人据信处境同样严峻。
从表面上看,藏族僧侣和不满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没有太多共同之处。然而,这两个群体都被驱赶到放弃理性手段,用自我伤害的行动来引起人们关注他们的诉求。人类学家Margery Wolf曾观察过毛泽东时代自杀的妇女:“在西方,讲到自杀,我们会问‘为什么’。在中国,人们更常问的是‘谁’?”

中国人的自杀通常都有一个外在的对手——一个残暴的丈夫、一个残酷的老板,而不是心理健康、滥用药物等个人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浪漫的传统,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传说,到备受尊敬的官员及诗人屈原。
在一个专制国家,当局以同情之心对待一组出租车司机,就会有另外100多个群体试图寻求当局让步。在习近平统治的中国,自我表达与异议之间的差距更小。

这让任何一方都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没有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批评者们被逼到类似的角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官方的冷漠、缺乏充分的法律保护、缺乏适当的代表性及令人窒息的抗议。
“当现有的申诉机制不起作用时,一些受侵害的劳动者就可能采取直接行动来抗议不公”,牛津大学中国劳工研究专家Jenny Chan说。“但自杀不应作为一种绝望的抵抗方式。”

那些出租车司机来自黑龙江省靠近中俄边界的县级市绥芬河。四年前,一项新的法律规定:当地司机必须隶属于一家国有的经营公司,并禁止自由职业的司机。这些营运者通常要收取大量的“管理费”,加上燃油成本、惩罚性合同及罚工时,在这个以高失业率闻名的地区,许多司机都在挣扎。

对此他们几乎无能为力。虽然中国有工会,但是工会多由共产党的干部领导,以作门面。工会可能会组织一些活动,或教育工会成员有关政府的政策,但工会不提供集体谈判或捍卫工人权益的论坛。在一些城市,司机们干脆选择罢工。这是为数很少的一种选择,来要求当局给予一定的尊重。但这是一个冒险之举。地方官员可能不会轻易忘记那些公开为难他们的人,因为他们的“稳定性”记录是评判官员的标准。
另一种方法是信访制度,这个古老的帝王思想至今犹存。几百年前,受害者会采取堵路、在衙门前下跪等直接行动,让地方不公正的行为获得关注。如果还不奏效,他们就会进京告状。
这并不十分有效。据200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每年在中国信访办登记的请求有1000万件,每500个上访请求中只有1个“得以解决”。
今年在省会城市已有数起自杀抗议,最近在武汉,一起骗局的受害者们喝农药;在济南,10名抗议者试图从一个商场的屋顶跳楼。那些已经投诉了几个月或是几年却无果的人们,通常会选择北京作为最后一站,而不是他们的家乡省份。“自杀是强烈的个人行为”,Chan说,“而且也是社会性的”。

2013年8月,一组21人,也来自黑龙江,企图在北京西客站附近集体自杀,因为一家铁路公司未能兑现给他们的孩子提供工作。四个月后,13名房主也试图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获得拆迁赔偿。在去年7月的两起事件中,5位访民在一个警察局里喝毒药,来自江苏的5男3女在《中国青年报》的办公室外也是服毒自杀。在中国,喝农药是最常用的自杀方法,因为农药普遍可以弄到,以及不大可能急救。相比之下,在美国,超过50%的自杀是用枪支。

有时,即使是防止这些事件的安全机构成员也可能走向同样的结局。12月份,6名前黑龙江警察试图在高层领导的中南海大院外自杀抗议失业。他们选择的是一个尤其敏感的地点:天安门广场周围的地点都有重度警力,警员们配备了处理自焚的灭火器。“我有慢性白血病”,该团体一名成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没有办法,唯有以死抗争”。
这种绝望并不局限于那些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可能发生在表面上活在自己中国梦里的人。为了追求这个梦想,许多人开始到遥远的城市从事低工资、低地位的工厂工作,后来发现自己没有前途。

2010年的“富士康自杀事件”使他们的困境获得国际关注——在单单一年里,18名员工企图自杀(14人自杀成功)。该悲剧曝光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离开家乡农村,正如富士康手册里所说的“奔向最美好的梦想,追求壮丽的人生”。
Chan和Pun Ngai就富士康自杀事件为2010亚太杂志(Asia-Pacific Journal)做了一份详细调查,研究了这家科技公司在深圳庞大生产线的军国主义工作文化,并得出结论:许多农民工发现他们的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简直难以承受。Chan说,“那些弱势工人受到难以承受的压力,在发生危机时无法忍受的痛”。她把这些压力比作“一种‘杀人’形式”。

来自农村的工厂工人是外地人,他们没有城镇户口的特权,没有家人,没有业余时间。但随着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中国梦不可能实现时,“他们唯一的选择是很人性化的”,劳动学者Russell Leong对该调查说:“扔掉或毁掉他们自己的身体,作为一种表达挫折和反抗的姿态。”
正是这种“姿态”,把这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在他们最后一个赋权行动中团结了起来——无论是僧侣、出租车司机、农民,还是工厂工人。“对于我们被称为农民工的人”,一名富士康工人写道,“我们用死亡来证明我们曾经活过。”
原文Desperate Chinese turn to mass suicide in protest
    责编: 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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