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如

在现代中国人的心中，认为孔孟之道是落后的老古董，殊不知日本近代资本经济的根基、文化理念、价值观，都是通过被誉为日本资本经济之父、商界之父、企业界之父的涩泽荣一，终身追随孔子的教导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孔子《论语》的智慧被日本资本家巨贾活学活用，成为了指导日本资本经济、领导各界商才的导师。

儒家讲的是奉公无私、忧国忧民的君子之德，因此无论为官或经商都要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这是儒生最大的心志和抱负，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这里。而诚信正是基本的人品，也就是说，儒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济世的理想，而具体行为要遵循仁义与诚信。涩泽荣一充分领会儒学真谛，在日本创办资本经济实业的时候，在经商领域实践了孔子的教导，才有了今天的日本。

践行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
曾有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某富豪的儿子向涩泽荣一请教，也许他说实话会让富豪不高兴，但他还是要说真话：“财富其实是依靠社会民众得来的，应该积极参与社会的救济与公共事业，尽力做出贡献。这样社会就能健康发展，大家都能受益，产生良性循环，这些必将回到自己身上，自己资金的运用才会畅通无阻、十分稳定。相反，富豪们如果无视社会，以为脱离社会也能获利赚钱，漠视公益事业，必将引起公愤，与大众发生矛盾，失去民众的支持，才是最大的损失。这样自私对民众、对自己都不会有利，所以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不要忘记回报社会，履行道德上的责任和义务。”

涩泽荣一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直到晚年都依然为社会、为国家日夜操劳，尤其体现在接待来访者的态度和认识上。他对人不分身分贵贱、高低，也不分事情大小，只要能为社会尽力，有意义他就去做。他平等待人，不厌其烦地帮助别人，而且平易近人、十分谦卑，认真做到了孔子说的“泛爱众，而亲仁”。

在“富豪于道德上的义务”一节中，他说：“不管是什么人，我都亲自与他们面谈，因为世界很大，能人、贤者很多，尽管会有居心不良之辈，但如果不问清详情就拒之门外，就会失礼于贤人。我认为这是我的义务，因此我不设任何门槛，诚心地以礼相待，如果提出过分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明确拒绝，但如果是合理的、有意义的就力所能及地帮助。”“人们把接待来访者当作是很厌烦的事，尤其是富贵名流人家不愿见客，这样是无法履行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的。”

他还说过：“我在从事经营时，总是牢记这份工作是国民所需，一定要合乎道义来经营，即使事业本身微不足道，个人获利微薄，但是只要是国家需要、社会需要的事业，我就会乐此不疲、十分快乐。因此，我将《论语》视为商业的圣经，努力不偏离孔子指示的正道。”他始终以此为经商的出发点和根本目标，赚钱不为个人的私利，事业必须是对整体社会有意义的才去做，这些都是他晚年用以培养和告诫后辈的真实讲话。

实际上，他做到了“泛爱众”，用他的经营来爱护民众，来实现孔子济世救民的理想，也证实了他这样行商不仅没有损失，反而众望所归，获得了当时日本国民极大的尊重和敬仰。国家为此给他这位不愿进入官场为政的民间商界领袖，以莫大的荣誉，授予他子爵的爵位，理由就是他为民族的富强、为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他的身影出现在日本所有的领域，“银行”一词出现在日本就是他开创的，此后保险、造船、纺织、邮政、商科大学、福利院等，几乎一切今天看到的资本经济的各行各业的构架，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创办和完成的。人们只要有志于做任何事业都会找到他，请他监督领导，因为人们从他的成功与修养看到了，只要听从他的劝导都会走向兴盛，而不听忠告的几乎都失败了，他当时的威望就到了这样的地步。看似奇迹，实则是他不折不扣，发誓一生要以孔子的教导来指导经营、办事业，从不为了解决一时困难，而放弃道义原则和经商为公的巨大胸襟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谁敢践行孔子的君子之道，用之经商，谁能做到多彻底，谁就能成就相应大的事业，这就是涩泽荣一一生给出的启示。他的成功就是对儒商价值的证实，对儒商曾经在中国古代具体是何种概念的再现。（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