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裳与“无愧亭”

朱裳，明代沙河（今河北沙河市）人，从小聪明过人，“每举足必就高处曰吾处不污也”，十四岁即入县学。进士及第，曾任巡按御史多年，官至副都御史，他廉洁奉公，匡扶正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一位深为百姓称赞的清官。

正德十年，朱裳出任河东巡盐御史。当时明武宗的亲信锦衣卫左都督钱宁恃势胡为、飞扬跋扈，长期派人买卖私盐从中谋利，无人敢管，朱裳坚持依法予以惩处，查禁了他们贩卖的私盐。

明武宗时期宦官专权。当时刚正不阿的监察御史王相，在巡按山东的时候，发现宦官黎鉴假借给皇帝进贡之名在当地盘剥百姓敛财，加重地方负担，民间怨声载道、苦不堪言。王相弹劾黎鉴的徇私舞弊，祸国殃民的罪行。结果黎鉴却在皇帝那里诬陷王相，使王相被诬下狱。朱裳外巡回朝后，查明王相被诬陷的事实，即上了两道奏折：《救御史王相疏》和《劾镇守黎鉴疏》，陈述王相的正直及所蒙的冤屈，劾奏黎鉴的八条罪状，向明武宗分辩忠奸是非，使王相得免于死，只贬为江苏高邮县的判官。

明武宗重用宦官，挥霍无度，不理朝政。如他重用奸佞江彬大兴土木，抢夺民田，到处扩建皇庄。还在皇宫里开店，让大臣们购买。江彬怂恿明武宗外出巡游，先是到昌平，后来又乔装改扮到宣府镇，这件事遭到文武百官的反对，可是明武宗不听谏言，又下诏南巡。众臣纷纷上书阻拦，明武宗大怒，下令把40多人下狱，107人在午门前罚跪5天，廷杖146人，想以此堵住朝臣的进谏。

这时，朱裳从外地巡按回京，他听说此事后，不顾个人得失，决意上书。他力谏明武宗“正心、讲学、戒游佚、近君子远小人”，并直言不讳地要求皇帝下“罪己诏”，即颁发自责的诏书，承认自己的错误，向黎民百姓谢罪，明武宗未予采纳。朱裳再次上书，“极陈小人荧惑之害”，希望皇帝励精图治，惩办奸佞，明武宗于是将朱裳贬到偏远的巩昌（今甘肃陇西）任知府。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朱裳敢于进谏，不畏强权，表现出其忧国忧民的正义责任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担当。

朱裳到巩昌任知府。巩昌偏远落后，连年旱荒，瘟疫流行，西夷猖獗，百姓困苦。朱裳到任后，虔诚向上天祈雨，致大雨连下十天，缓解了旱情，民众称其为神人。他首先制服了西夷，使境内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随后建立规章制度，施行教育，鼓励生产，时间不长，人民安居乐业，全府面貌为之大变。由于他的“治行卓异”，明世宗嘉靖二年，朝廷“综核吏治，天下吏卓异者五人，裳居第一”，获得了朝廷嘉奖。

嘉靖七年，朱裳任浙江右参政，提督粮储，凡有征派必亲自前往。政务之余，他还常常“与诸生讲学不倦”。嘉靖九年，他任浙江左布政使，剔奸除弊，惩恶扬善，堵塞各种徇私舞弊的漏洞，使浙江吏治大为改观，兴起了清廉之风，使贪官污吏不得不有所收敛，百姓的负担得以减轻。嘉靖十二年，朱裳任右副都御史，督察全国河道水利治理，由于黄河水患祸及人民生命财产，他提出了许多治河方略，并亲自参与施工，督修河道。

朱裳希望百姓生活在尧舜那样的理想社会，他每到一处，注重教化，淳化民风。他体恤民生，如他负责监督河东盐务时，亲眼目睹了盐丁们服役时的辛勤劳作，写下了《捞盐诗》，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明代征调万名盐丁在盐池从事捞盐生产的艰辛，以及他们对亲人的思念，表达了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同情。

朱裳为官数载，始终洁身自好，生活简朴，他以清贫为乐，自号“安贫子”。他任浙江左布政使的时候，将父亲接到自己的住处赡养（其母胡氏在他十六岁时去世）。朱裳父亲不仅自己省吃俭用，而且对儿子要求十分严格，一再教育朱裳要以先贤圣人为榜样，廉洁守正。自己虽年老，一碗饭、一身衣、一床被子足矣。朱裳同僚看到他父亲的衣服实在太破旧了，知道他家境贫寒，便利用祝寿的机会给其父送了一件新衣，但被其父坚辞谢绝。

后来，朱裳担任右副都御史后，他的父亲去世，他回家守制，家中仍是“草舍席门”，“一如寒士”。他在外为官多年，没为家里添置一亩田，没有翻修一间屋，却常常尽其所有周济乡邻，救人之窘，乡亲们有了事都愿意找他解决。人们敬佩他的人品，清廉爱民及正义敢言的风骨，在家乡为其修“无愧亭”一座，立石碑表彰他的功德业绩，流芳千载。同时也勉励后人为人为官要做到“无愧”──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苍生，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源自《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