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人们将勤劳视为一种美德。士大夫为官，以勤政自勉而不敢逸豫者，皆被称为名臣。北宋时期的韩琦，就是一位著名的勤于政事的历史人物。

韩琦，字稚圭，河南安阳人。少年举进士，以第二名中第。历任数职后，被擢为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富弼等人，共同倡行“庆历新政”。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召为枢密使。三年后，升任宰相。英宗时，继续执政。宋神宗即位后，辞去相位，以节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后来移判大名府。

当时，大名府是北宋的陪都，又称为“北京”。当时人口众多，主、客户共十四万有余，约七、八十万人，在北宋四京当中仅次于东京开封府，位居第二。因此，大名府的政务，也就极为繁重。尤其是有关民事纠纷、狱讼的牒诉文书，比一般府郡多出数倍。

韩琦坐镇大名府时，已经年过六十，但对府中政务，无论事体大小，全都亲自审理。有时虽因患病而难以升堂视事，也要令属吏将公事送至住所，在卧室内听决。周围的人怕他操劳过度，有人劝他不必过于认真，可以疏略一点，将某些政务委托佐属处理，以安心养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韩琦总是回答说：刑狱诉讼，往往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或生或死，或予或夺，至此一言而决，吾何敢略也？吾恐有所不尽，而未尝辄敢有以略也。况其可以委之人乎？”坚持带病视事，不肯稍有懈怠，不致错判一人、一事。

韩琦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多次得到朝廷的褒奖，宋神宗也几度御赐汤药，加以抚问。史书所载《抚问判大名府韩琦兼赐诏书汤药口宣》所说：“顾藩事之多勤，缅念忠劳，特中蜷抚。”就是其中一例。

他镇守大名府数年，深得民心，当地百姓为他立生祠，岁时拜扫，为他（向上苍）祈福、增寿。后来，韩琦又移判相州，也深受当地民众爱戴。史书载：相州“人爱之如父母，有斗讼，传相劝止，曰：‘勿扰吾侍中也。’”

韩琦自弱冠入仕，一生为官，近五十年。曾历三朝宰相，两为顾命大臣。处于危疑之际，而能知无不为。有人告诫他说：“公所为诚善，万一蹉跌，岂惟身不自保，恐家无处所。”韩琦回答说：“是何言也？人臣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岂可豫忧其不济，遂辍不为哉。”令闻者愧服。

韩琦因一生忠勤，逝世后，获谥号为“忠献”。欧阳修称赞他：“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附言】

食君之禄，就要忠国之事，这是天经地义的，也是为官者的美德。北宋时期的韩琦，一生为官近五十年，曾历三朝宰相，两为顾命大臣。处于危难之际，而能知无不为，完全置自身利益于度外，尽力国事，不计成败荣辱，他的这种忠君为国的精神，多次得到宋神宗褒奖，也获得朝野上下一致的好评。

朝琦作为一代名臣，始终以勤政自励，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犹豫。在他看来，关乎百姓民生的事，再小的事都是大事。因此，他执政大名府时，已六十高龄，还对普通的民事纠纷，亲自过问，甚至在疾病缠身时，仍然坚持带病视事，不肯稍有懈怠。正是韩琦这种为了百姓而不顾自身的品行，感动了当地百姓，深受当地民众爱戴，“人爱之如父母”！

韩琦为后世树立起了为国爱民的典范，确实无愧于“社稷之臣”的光荣称号。做官就应该像韩琦那样，为国爱民，成为“社稷之臣”。百姓们明礼义、知感恩，他们能为好官“立生祠，”向上苍为其“乞福增寿”！何其荣贵，盛哉！做官人，都应如此啊！（事据《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