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拿着毛语录的狂热民众。（网络图片）
1966年初秋，少年杨安在串联途中顺道回家探视，意外见到早被打为右派的父亲在自家巷口低头扫街，身旁放著象征“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惊惧恍惚中，杨安不敢上前相认，却未料这是父亲中风昏迷前父子最后一次“相会”。
当年的怯懦，主要源于恐惧。“文革中那种恐惧，确实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尤其是我们10几岁的孩子，那种恐惧感之下很担心自己出事情，所以说话、做事都很谨慎。”
走过50个年头，当年17岁的少年早已历经人生风雨、看尽世事，却始终放不下一生敬之爱之的父亲病倒前的最后身影。那个初秋清晨阻挡杨安走向父亲的，是如同狂涛巨浪正吞噬著大陆社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血统论
身为右派分子的孩子，文革后出现的一幅“对联”当年深深刺痛了杨安年轻而敏感的心灵。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这幅对联还被编成歌。
对联来自一名出身中共高干子弟的红卫兵之手，一路从北京大学铺天盖地扩散到全大陆的校园和街头。杨安在家乡湖南看到这幅引发“血统论”争辩的对联时，心情不由自主地直往下坠。
文革发动50周年前夕，杨安在北京住所接受中央社采访小组专访时，仍鲜明地记得当时的感受。
“这幅对联对当时青少年的我触动非常大。我的父亲在他们眼里是‘反动’的，那我就是‘混蛋’了。我感觉什么前途都没有了。”
17岁正是追梦的年龄，对未来充满了想像。这幅对联却俨然提前对杨安的人生做了宣判。
杨安说：“他们提出的这个口号，讲心里话，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前面（中共建政以来历次的政治斗争）是对这批人父辈的斗争，包括镇压、斗争、戴帽子。现在要延续到他们的后代子孙了，让后代子孙永世不得翻身。”
“做为我这个家庭背景的人来说，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恐惧，当然也非常的愤怒、不平。”
严酷的阶级划分，让自卑的杨安对前途感到灰暗、无望。但真正的恐惧却是源自于弥漫整个中国社会的暴力，特别是家中遭逢的横祸。
文革初期，为了全面动员年轻人参与这场政治运动，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鼓动红卫兵和学生“串联”，从各地到一些大城市学习和交换斗争经验。眼看着同学一批批都去串联了，家庭成分（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杨安直到最后才鼓起勇气从学校所在的长沙市前往广州串联。
父亲的身影
杨安选择广州做为串联目的地，是因为途中可经过家乡衡阳。他听说右派的父亲被批斗，盘算著串联途中可顺道回家探视，却没有心理准备自己心目中形象高大的父亲竟带着象征“牛鬼蛇神”身分的牌子，低垂著头在家门巷口扫地。
满怀期待见到慈父的杨安一时之间无法承受眼前的现实。太多复杂的情绪让这个17岁少年迟疑中不敢上前，最后掉头转身逃离家的方向。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忆当年家门口一幕，杨安无限自责与悔恨。那天之后不久，杨安的父亲在一次红卫兵学生上门抄家时被揪著头往墙上一阵乱撞，导致脑溢血中风瘫痪。从此直到离世前的4年余，再也不能开口说一句话，再也无法跟至亲家人有任何交流。
杨安的父亲杨晓麓出身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曾在大学任教，对日抗战时为文官，抗战胜利后历任衡阳市参议会议长、衡阳市市长。中共建政后，杨晓麓在1958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获改正，恢复名誉。
文革全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发动实为内部政治权力争斗的文革运动，在惨烈的阶级斗争中，当时约有总人口的1/9、共1亿人口被整肃、批斗或下放农村。
期间难以估计的家庭横遭劫难，杨安与家人的经历只是其中之一。那些生离死别的故事各有外人难以体会的血与泪，是文革一代人的记忆，也深深地影
响了文革世代和后世中国。
暴力斗争
火车抵达广州时，一出车站，街上一串串用绳子牵着綑著、戴着高帽子游街的“黑五类”瞬间引起了杨安的注意，其中一名非常瘦小的老太太更让他至今记忆犹新。
“她身上淋满墨汁，全身上下只剩眼睛和牙齿还剩一点白光。他们把她弄得像个‘黑鬼’一样，好恐怖。”
“黑五类”是文革时期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等五种政治背景人群的统称，合称“地富反坏右”。广州街头斗争黑五类的暴力场面，让右派分子后代的杨安既不安又震撼。
而这样的场景，又何只发生在广州或杨安的家庭。
文革自1966年5月发动到1976年10月结束，10年间，各种形式的暴力事件遍布全中国大陆城市和农村，其中许多属于私刑性质，受害和伤亡人数难以统计，期间死亡的人数包括200万到2,000万等不同版本。
不胜枚举的暴力形式则远远超过平常人的想像力。据大陆网上流传的一个例子，红卫兵在北京崇文门对一名“地主婆”抄家时，强迫附近居民每户拿来一瓶热开水从她的脖领灌下去，直到身上的肉被烫熟。
杨安说：“当时全国都弥漫着这种暴力的气氛，那种群众批斗根本没有法治的，人性的恶全部都被释放出来。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国家非常的乱。”
“这些事情毛泽东不会不知道，都是他发动的，始终在他的操控之中。”
文革初期，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学生在全大陆掀起了一场接一场似乎永无休止、狂暴而无理性的批斗和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学校师长。许多老师不堪身心双重摧残而自杀，不少老师精神失常或致残，还有老师终身都无法摆脱被残忍批斗的阴影。
在被称为“红八月”的文革第一年八月间，红卫兵在北京就打死了1,772人。
洗脑和造神
杨安当年因为家庭政治背景而不能成为红卫兵，但他年轻的心灵也渴望打破旧有的一切。旧世界有许多胡作非为的当权派官员。杨安说：“把骑在大家头上耀武扬威的那些人做的事全用大字报揭发出来，好过瘾啊那时候。”
深刻掌握年轻人心态的毛泽东在文革中充分利用了年轻人。杨安分析：“学生相对无知，很容易煽动，而且没有家小、没有负担，只有冲劲。”
他说：“这场运动实际上是‘由上而下’发动的。”
年轻人原就容易被煽动，加上多年来的洗脑和对毛泽东的造神运动，杨安回忆：“那时在全中国，很少有人对毛泽东有所怀疑，就是全民愚忠、全民崇拜。”
“这个洗脑是非常厉害的。整个国家只有几本书，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再加上马列的书（马克思、列宁）。马列的书你可以读啊，但是没有发给大家，要自己去买，大部分人也看不懂。全国就是他（毛泽东）一个人的书。”
文革时期，中国大陆书店里清一色只有毛泽东著作；文革前5年，大陆共出版逾40亿册毛泽东著作。每人每天都要集体诵读“小红书（毛语录）”，还要向毛泽东“早请示、晚汇报”、“向毛主席表忠诚”。
半个世纪的时间改变了许多事。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束后，杨安重拾了因文革中断的学业；大学毕业后，先是从事与美术专业相关的工作，之后在浪潮中下海经商。
只是，无论再长时间，生命中总有些人、有些事，总是难以忘记。50个春夏秋冬转眼过去，年少时从父亲身边逃开的往事，仍深深困在杨安内心深处。
他说：“一直到今天，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痛苦。因为那次以后，我见到的父亲已经不能说话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听到我们对他说的话。”
当年的怯懦，主要源于恐惧。“文革中那种恐惧，确实对人的伤害太大了，尤其是我们10几岁的孩子，那种恐惧感之下很担心自己出事情，所以说话、做事都很谨慎。”
如果时间能倒流，杨安希望17岁的自己能勇敢走上前喊一声爸爸；但是时间不可能倒流，今天的杨安只能盼望50年前的悲剧不会再重演，“一定要让人真正认识文革之恶、文革之害、文革之祸，让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解文革，让错误的文革真正走入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