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新元

4月8日，中共各大官媒都以“重磅”、“重大政策变化”等词语报道一个事情：发改委发布关于户籍的一个文件，大城市要放宽或取消落户限制。官媒声称，“这意味着，在大城市落户将会变得容易一些。对工作、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以及想买房的外地人来说，都是一大利好。”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不是利好而是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件事情，即中国人仍被中共以户籍制度控制着。

中共发改委4月8日在其网站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包括：推动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实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根据中共政府2014年11月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目前城区人口超过500万人的城市有13个，除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超大城市，还有天津、重庆、武汉、成都、南京、郑州、杭州、沈阳、长沙为特大城市。也就是说，未来除了这13个城市外，其他城市都将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

官媒的报道让人感觉这些似乎是中共的一种恩赐，一些中国民众的评论也表现出些许的小兴奋，但是稍微做个比较，相信中国民众的心情未必就那么好了。

网络上有篇署名汪园斐的文章《1949年后中国人失去了哪些权利？》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时期，人们拥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不用办暂住证，没有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之分。农民只是一种职业，而不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共产党建政后，为了最大限度控制和监视人民，一手炮制了所谓“户籍制度”，将公民分为三六九等。农民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农民及后代饱受各种歧视。今天，这种非人的制度依然存在着，只因为共产党担心废除后会影响它的统治。在民国时期，人们在就业方面也是十分自由的，可以自由流动，没有监视公民的档案制度，没有变态的档案讬管，没有所谓的组织关系转进转出。共产党建政后则大不相同，一方面，如果没有所谓“组织的安排”，要想调换工作难于登天，另外所谓的“档案”跟着你一辈子，你永远也别想逃出共产党的魔掌。

其实，正如《九评共产党》一书中写道：户籍制度是极不公正的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级分裂和对立。农民的子女只能再做农民，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多年前经济学家许小年就建议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让城市的农民工真正享受和城里人一样的各项待遇，人口自由流动，这样会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化的问题。

经济学家马光远也曾撰文认为，中国城镇化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近40年来，中国城镇化实质上进展迟缓，除了城镇化思路和战略有问题之外，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户籍制度。一个存在户籍界限，并且在户籍下面又衍生出各种五花八门不平等福利待遇的城镇化，不是真正的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种城镇化本质上是一种假城镇化、掠夺式的城镇化，其本质上是维持以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等级区分，从而人为制造社会的割裂。而这一切的根子，都在于难以打破的户籍制度。

另外，放开或放宽落户限制的一个直接原因也关乎房地产市场。近些年房地产市场怪事频出，虽然官方多次发布调控政策，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财政收入到最后都变成了“空调”。中央要求调控的时候，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钻空子，更有地方以吸引人才为名放开户籍管制。

例如，在今年三月底，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市全面放开城区和城镇的落户限制，率先在全国做到了零门槛落户。而在此之前，石家庄市规定在该地落户需要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而此次全部取消了这些限定条件。

所谓的人才争夺战，转变成了人口争夺战。抢到人的城市房价很有可能会上升，没抢到人口的城市房价一定会降，一场零和博弈将在中国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