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外交往往给国际社会一种〝野蛮人〞的形象。香港主权移交大陆20年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就声称《中英联合声明》已成为历史文件，对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的管理不再具备任何约束力，引来英国外交部的异议和舆论对中共不守诺言的指责。

中国著名学者邓聿文在英国《金融时报》刊文认为，北京的外交思想和实践，需要一个系统性的大幅度改变，否则不会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一、改变对美外交的对抗思维和心态
文章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但是中国需要美国比美国需要中国更多。习近平在和川普的会见中也称，中美关系有一千个理由搞好，没有一个理由搞坏。

不过，北京却是用一种对抗的思维和心态去处理对美关系，特别是在一些棘手的事情上，导致在行动上变成〝凡美必反〞。

作者建议，外交手段要做到有理有据有节，合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与准则，一味的〝逞能〞只会伤害国家利益。

二、改变仇日厌韩外交
文章说，在近十多年来，北京在对日外交中一直未能走出〝仇日〞和〝丑日〞的状态。

作者认为，虽然在对日本在侵略问题上的不诚实态度以及对钓鱼岛的处理应当批评和反击，但中日应该主〝和〞，而不是互相仇恨。不应该让历史问题捆绑中日两国外交，干扰两国发展的大局，更不应该在国民教育上灌输一种错误的〝仇日〞教育。

另外，近期的〝萨德〞问题导致中韩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作者认为，而相比日本，中国更应该搞好同韩国的关系，因此这种不正常的状态急需要改变。因为〝萨德〞虽然对中国有损害，可这种损害比起中韩关系的大局以及中国在整个东北亚和半岛的利益来，是第二位的。表达对〝萨德〞的反对态度，不宜采取经济手段特别是鼓动民众去反对和惩罚韩国，这样做只会让中国失去韩国。

三、加强对朝制裁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的近几年来，北京对朝态度和政策摆脱了过去的虚妄友谊和意识形态挂帅，开始变得务实，但作者认为这种转变还不够彻底，没有完全从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受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影响，态度绥靖。

文章指出，朝鲜政权臭名昭着，是个穷兵黩武的无赖国家。几十年来的对朝袒护和帮助，既没有带来朝鲜的好转，更损害中国利益，把自己弄得非常被动。只有持续不断的对金正恩政权施以高压，才有可能迫使其弃核。

四、改变和俄罗斯的准同盟关系
作者认为，历史上俄国曾对中国进行侵略，如今俄罗斯也在一心防着中国。只是出于共同抗美的需要，中俄在最近几年走得越来越近，呈现出一种准同盟关系，但却是〝俄主华从〞的局面。

相对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呈现积极正面的一面，俄罗斯对中国的影响则更多呈现消极负面的一面。因此中俄的共同利益远不如中美共同利益，同俄结成准同盟关系对中国战略利益失大于得，这种状况应当改变。

五、抛弃〝不干涉内政〞原则
〝中国要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更重要位置，就必须以自身能力回馈国际社会，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公共品，包括改善现行国际体系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

作者指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改变几十年来作为外交基石的〝不干涉内政〞原则。

〝不干涉内政〞一直被外界视为是中共在迫害中国民众、践踏人权，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与谴责时，经常拿来用的挡箭牌。

著名政论家陈破空就曾表示，所谓中国〝内政〞，实为中共〝家政〞，是中共的暴政，而非中国人民的〝内政〞。而中共自称的〝不干涉他国内政〞也不成立。只是其干涉都是负面的和反动的。如发生在柬埔寨和苏丹的大屠杀，都因中共在背后怂恿或张目，屠杀中使用的武器，也大都来自中共。

邓聿文也在文章中指出，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观念下，死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会被国际社会视为不负责任的一员。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应该在国际社会发生不正义不公平的事情时伸张正义，对诸如朝鲜、叙利亚这样的国家，不能以〝内政〞为由，容忍其反人类的暴行存在。

六、改变意识形态外交
文章还指出，北京的外交意识形态成分浓厚，但意识形态外交却不是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家利益出发，而是基于执政党特定的价值观和需要的一种外交。以意识形态来划线的外交，导致中国的国家利益完全被意识形态绑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