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三，大陆媒体报导中共贪官在面对中纪委等部门调查时，花招百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找专业人士模仿纪委问话等。一些时评人士将这种现象视为中共体制走向末路的征兆。

微信公众号“深读” 盘点发现，中共“十八大”后，随着反腐的深入，贪官自保的花招也层出不穷。有主动与他人串供伪造证据的，有在朋友圈约定“点赞”串供的，有专门模拟纪委问话的，还有借烈士事蹟鼓励同伙订立同盟的，这一切直接展现中共体制内贪官惶惶不可终日。

主动与他人串供伪造证据

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原党组书记、理事长熊慈明因严重违纪被“双开”。不仅如此，熊慈明还主动与行贿者订立攻守同盟，串通供词，伪造证据，企图蒙混过关。

熊慈明先后两次向行贿者戴某威胁称，“纪委找我谈话了，他们如果找你，嘴巴紧一点，不要让人知道我们的关系。”为掩人耳目，熊慈明还要戴某打了张50万元的欠条。他和戴某按照商量好的口径，向调查组提供了虚假情况。熊还几次在公共会议扬言举报者“给我小心一点，竟敢告我的状？别以为我不知道是谁”还称要报复举报人。熊还将他的情妇吴某叫到办公室，要求她不要向任何人承认两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

借烈士事蹟鼓励同僚建攻守同盟

原江西省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在得到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落马的消息后，顿感不妙，他俩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蹟“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朋友圈约定“点赞”串供

福建省三明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林春溪当得知自己被组织调查后，开始了一系列事后‘补救’措施，如按原管道返还方式转帐退还赃款，与涉案当事人约定以微信朋友圈发资讯、‘点赞’等方式串供，还‘请教’所谓熟悉纪律审查业务的‘专家’，并利用自己多年担任领导干部积累的人脉关系到处找人说情。

专门模拟纪委问话　

江西省纪委一位从事纪律审查工作的人士介绍，有的贪官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数次找人串供，甚至专门模拟纪委问话；有的在案发前与从事公检法工作的亲属共同研究纪委的办案方法；还有的在听到省纪委要调查他的风声后，四处打探消息、托人说情。

当办案人员将其带离办公室时，从办公桌上还发现了写有他自认为会影响办案的人员姓名和电话的字条。

2014年9月26日，中共中纪委网站首次在对中共中央网信办副局级干部高剑云的双开通报中使用了“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调查”的表述。随后在中共贪官的双开通告上就经常出现“干扰、妨碍组织审查”字样。

这不单指以上几种手段，还有贪官为保命与调查人员鱼死网破、写黑材料诽谤纪委人员和家属；以专业、部门单位对口性质为名提交出境、出国交流、考察来测试自己是否被列为调查名单；策划组织、唆使向上级党委、纪委投寄举报信，以打乱、干扰中纪委工作进行等。

这其中还有许多自杀躲避调查，一天两例、三例自杀的都已经成为常态。其中最常见的是跳楼，还有投河、跳塔等，死亡原因多数不明，不过这些官员大多生前都得过“抑郁症”。

对此中国大陆线民嘲讽道，“十多亿人都是被一群精神病患者领导着，不知是我们更可悲，还是朝鲜更可悲”。

3月28日，中共中办、国办、中纪委办公厅下达机密级档，内容是防止涉嫌违纪、违法人员在待审查、审查期发生自杀自伤事件。

档称，贪官自知难逃避法律的追究、起诉、制裁的下场，以自杀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手段，在自杀前毁灭、转移一切能毁灭、转移的证据，甚至蓄意伪造案情嫁祸于他人或把一批人拉下水制造大案、特案、悬案等。贪官自杀自伤自残情况连续发生已造成社会影响，给反腐工作展开造成紧张气氛。

档要求各级有关方面要采取措施，防止待审查、被审查人员自杀、自伤等恶性事件发生。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李天笑对此评论称，很多中共官员深度卷入腐败丑闻，他们担心受到清算而自杀。只要中共体制存在，官员的“自杀风”就不会停止。

“五七学社”总编武宜三在接受《希望之声》采访表示，中共体制决定了其中的官员都是制度性贪官，抓逃海外的贪官也只是做样子，根本解决不了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和出逃。

著名时事评论员陈破空称，中共这个政治体系政治不起作用了，原来非常起作用，能够把党政军全国能够抓起来，现在习近平极力的集权想稳住全国，但是抓不住。你比如这个体制‘六四’的时候说它腐败，它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腐败，但是六四25周年之后，腐败的更为严重，整个集体的腐败，无法挽救。要改变这个腐败，只有换一个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