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习近平主持举行政治局会议，再强调研究推动〝京津冀一体化〞，部署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有海外媒体称，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设立，其实是在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严重，但又不便迁都的背景下，不得不将北京市委市府机构赶出京城的举措。

据中共党媒新华社报导，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举行会议，研究部署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和进一步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是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会议要求务必完成部署等。

该信息迅速引发各方关注，有海外中文媒体刊发署名文章称，研究北京副行政中心的问题，说白了就是北京空气污染严重，道路堵塞异常严重，早已〝名声〞在外。在不便迁都的背景之下，中央高层决定把北京市的机构〝赶出去〞。因此，所谓的副行政中心，实质就是安顿北京市的机构，包括中共的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的各个局委办。

《美国之音》亦持有类似观点。该媒体曾经引述北京市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一位研究人员表示，北京的城市矛盾已经非常严重、不得不迅速解决，由政治局统一规划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可能是为了加快速度、避免各区县和单位互相推诿。

该人士表示：〝主城搬迁已经说了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实现，现在城区压力太大，环境太差，必须要做了。〞这位研究人员同时表示，主城区人口爆炸是交通拥堵、高房价等问题的原因，所以建设〝副中心〞也是为了控制人口。

早前，大陆坊间曾经传言，〝北京市四环内像欧洲，六环外像非洲〞，市区与郊区的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外界观察认为，无论是北京城区与郊区农村的发展程度上的巨大差别，还是北京与周边河北地区的贫富差距，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极为集中的苏联式的财政制度，源自于全球独有的城乡二元体制，而这又客观上造成了北京人口拥挤、交通拥堵、资源不堪重负等〝大城市病〞。

早在2014年2月，习近平就曾主持召开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座谈会，他在会上表示，〝解决北京的‘城市病’，必须纳入京津冀和环渤海经济区的战略空间加以考量〞。

但在体制惯性下，集中建设政府所在地的城市，早已成为政府通行的惯例。将财政支出由向北京集中到向天津、河北倾斜，由向城市集中到向农村倾斜，这不仅打破了中共数十年惯例，而且可能引发官员的抵触。

据此前香港《苹果日报》的报导说，习近平上台后，即开始着手推行北京市〝消肿减肥〞，但这个构想一直遭到部分官员的软磨硬抗，其中包括北京市长王安顺及市委书记郭金龙。曾有海外媒体披露，王、郭二人因为抵触搬迁通州，一度惹怒了中南海，以致习近平放出重话称：〝你们不搬，我们搬。〞

据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能否起到真正解决北京〝城市病〞的效果仍待检验，但习近平召开的此次政治局会议已经在房地产领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5月28日，北京市通州区的房价普遍上涨。早在中共公布通州区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所在地后，短短一年间，通州的房价已经由2万元（1人民币约合0.1524美元）一平米上涨到了接近4万元一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