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安军1月1日自杀未遂，大陆媒体再次探究“因抑郁自杀”官员之原因，并称贪官自杀后便没人说是贪官，显示中共体制之下弊端已经难以革除。

《北京青年报》微信公众号“政知局”周六（1月2日）题为“出了大事、纪委要来了，这些重要官员寻死的N个理由”的文章称，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安军从区政府办公楼四楼坠楼摔伤，事后警方证实其“患有抑郁症，办公室留有遗书”，显示是其自杀未遂。

文章就此引出最近同天自杀的两名官员。

自杀或成逃避责任的方式

2015年12月27日，深圳市前光明新区城管局局长徐远安跳楼自杀。同一天，山东平邑石膏矿坍塌事故中的矿企董事长马丛波，在参与救援时投入矿井自杀。两个人都是身涉重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关键人，却在事发后如此了结自己。

文章称，徐远安在“泥土坍塌的红坳渣土收纳场运营项目”中，负责办理国招标以及运营方证照年审计续期等事务。大陆去年年底发生的深圳渣土收纳场泥土坍塌事故中有近80人死亡，并被官方称是百分之百的重大人祸。

另一名在事故中自杀的马丛波，“罪责难逃”，发生事故的矿井就是他自己安排偷挖的。该事故造成19人“失联”，12月25日以后，媒体对该救援工作没有更多报导。

在事故发生后被“约谈”自杀的官员

文章梳理了近年在事故中或事故发生后自杀的官员，发现中共“十八”大后，患抑郁者的官员似乎多了，因抑郁者自杀的也多了。发生事故的主要责任人选择自杀后似乎彻底了断了与事故的关系。

2015年8月26日上午，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行政审批处处长董永存从其单位的八楼跳楼自杀。次日，包括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主任武岱等11位官员被刑拘。而董永存似乎以自杀方式“躲过”了追责。

2014年4月4日，浙江省宁波奉化市大成路居敬小区一幢5层居民房发生倒塌事故致数人死伤。不久，事故楼房所在锦屏街道办的建设管理办主任何高波在一棵桂花树上自缢身亡。陆媒报导称，高波在死前曾被纪检叫去问话问了一天一夜。

2014年3月1日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大交通事故，致31人死亡、9人失踪。现场第一目击者、高速公路执勤交警侯昱在“被检察院约谈后”第二天就从桥上跳下坠亡。文章称，这一个攸关31名死者的关键证人消失了（失踪9人未在列）。

官员为逃脱惩罚自杀？

2015年4月26日，山东省德州市副市长黄金忠在市政府办公楼内跳楼自杀，从10楼跳下后落入9楼摔伤，财经网当时报导称其，“畏罪跳楼”，知道自己已经涉及济南原市委书记王敏的窝案。

2014年7月9日，湖北孝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海华从办公室跳楼自杀身亡，当天准备将其带走调查的纪委人员再无结果。文章说，该官员在遗书中恳请“组织善待其家属”。

自杀官员血写中共体制罪恶

本台记者注意到，其实2015年中共官员自杀案件还有很多，有些官员的自杀表面看似以死谢罪，但背后原因有待深究，或是为保护背后官位更高者；或是被更高权势所逼；或是被灭口等等，民间猜疑种种不少。

2015年11月11日，吉林省蛟河市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郝壮，自市公安局6层办公室坠亡，大陆媒体报导称其擦玻璃“失足”。但海外媒体报导指，是遭恶报丧命，因其坠亡前曾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信仰团体和民众。

同样，河南沁阳市公安局长邓予生在去年12月4日带队“检查工作”，不慎坠楼，但沁阳当地人认为邓系自杀身亡。邓予生早前即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通告，指控其曾参与非法绑架、关押沁阳市法轮功学员而犯下反人类罪。

时评人士刘海明在其最近的博客中称，官员不论是坠亡、擦玻璃死亡、落水死亡还是割腕自杀，他们死得“轰动”，但很快就被后继者给遗忘。

时事评论员李毅则认为：中共体制是万恶之源，清除祸根，解体中共，中国社会才会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