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上也有派系斗争

始终不愿公开姓名的上海交大教授说：“在中国，政治斗争、派系斗争是很可怕的，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我们知道。我只想安安静静做学问，不想被卷进这些斗争，也不想得罪人。”

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学的逐年改革，大学教授、研究人员基本都以合同制与学校签约。而每年教师们也必须通过一些考核，才能与学校续签合同。对教师的考核通常包括在规定时间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完成的教学任务如何、每年完成多少个课题项目等等。这些考核项目也直接与工资挂钩。


以北大为例，北京大学正教授的基本工资是5000元，但据大学内部人说，多数教授的每月收入有至少五万元。“现在大学老师的基本工资都不高，主要收入都来自发表论文，或者拿到项目的经济奖励。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奖金可以高到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果自己的课题申请到了科研经费，收入也会很可观。原则上，申请到的经费应该投入科研，但普遍现象是，教授跟国家申请的经费要比实际需要的多百分之十五左右，多下来的这部分可以补贴实验室，也可以当作自己的收入。但是，如果没有项目和论文，那么不但没有收入，严重的话连自己的实验室都养不活，甚至还会被降职。”

所谓“争项目”，也就是教授提到的“申请经费”，中山大学的一位陈姓研究生这样告诉亚洲周刊：“我的导师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申请项目，其实项目最终能不能做成对老师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经费。有时，导师会把一个完整的实验系列拆分成很多块，为了申请到不同的项目，拿多几份经费。有时，会请某个名机构来这个项目挂勾，叫做合作，但实际只是挂个名，越是挂上有名气的人，拿到经费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有些利益交换，导师的人脉越广，挂靠名人的机会和拿到经费的可能性也越大。”

人们常批评学术界风气浮躁，心态功利，在丘成桐看来，正是由于这些利益的争夺造成的。“我曾经跟北京的几个教授建议过做庞加莱猜想，它有价值，值得付出学术努力。但他们一直不做，原因很简单，这是基础命题，费时、费力，而且赚不了什么钱。所以现在中国，教授都跑去做应用课题，基础科学无人问津。这对中国未来的学术发展有极坏的影响。”丘成桐说。

博士生炒博导鱿鱼

教授们正职争项目，副职赚外快，真正做学问的越来越少。“我读研究生以前不知道，原来做学问真的像做生意一样。我们跟老师做研究，但博士生导师每天做的事情也就是请客、吃饭，我们要做的也就是陪吃、陪酒。一个接一个的饭局，然后就有一个接一个的项目。”南京大学一位二年级的研究生透露，自己每月帮导师做项目，可以拿到一千来元的生活费。但有的导师利用所带的研究生做项目，却不顾基本的教学和科研。2004年上海交大九名博士生炒掉了导师王永成教授，因为他们不满为导师打工而荒废了自己的博士学业。

权力缺乏监督，经济利益至上，两相作用，学术腐败蔚然成风。最臭名昭著的腐败手段，要数学术作假。当研究经费缺乏，争取项目面对压力，许多学者在没有成果的时候只能靠编造成果，凑论文数量，保住自己的项目和职位。不少粗制滥造、拼凑甚至编造的论文因此得以发表；学术作假，因此有了土壤。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常委公布了一个调查，在接受调查的180位博士学位获得者当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承认他们曾经花钱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相近比例的人承认曾抄袭过其他学者的成果。真正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但是成果压力和经济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十年寒窗熬出一个成果；也没有多少大学，给学者这样的空间去做学问。造假，成了一步登天的手段，而且很显然，屡试不爽。

学术环境恶化，最受害的，是在大师讲台下接受教诲的学生们，而他们，恰恰是中国学术未来的希望。丘成桐说：“中国的大学教育距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在中国的大学我看到好多奇特的东西，一个导师竟然可以带三十个学生！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培训人才的机制。而且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出来了，也没有公平的竞争机制给他们发展。你能见到好多人才，都是跑去美国，才做出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学术生态正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著名教育家、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认为：“现在培养的十多万基本上不合格和学风不佳的博士，他们有一个博士的桂冠，所以他们将会充实到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由这些不合格的博士再培养出更多不合格的博士，这就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怪圈。所以，我预计二十年以后，我国的教育和科学水平还要下降，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还要拉大。”

从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到香港深造的M（化名）告诉亚洲周刊：“我本科学习的是生物，四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不断地做实验，泡实验室，杀小白鼠。我成绩很好，但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其实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那些实验，这样做、这个步骤是有什么意义，最后为什么要得出那些曲线（实验结果）。我们经常做不出老师要的结果，也不知道原因，最后就自己描一张线形相关图交给老师。本科四年，我们居然从来没有学过统计，也从没有老师告诉你要去做资料分析。”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研究生说：“到港大后，我才发现，自己大学四年都是在做机器做的工作，不用设计，不用求证，只要根据老师的要求去摇试管、杀老鼠。”她的同学留在国内读了两年研究生，到现在依然是在帮导师干活，“连思考的机会都没有，甚至连基本的原理都不懂”。

没有思考的机会也许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往歪路上思考。教授剽窃一件接着一件，几乎所有学校都有学术作假的丑闻。如此言传身教之下，学生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2005年9月的《中国青年研究》公布了一份对892名大学生进行的抽样调查，调查中，有82.74%的大学生承认有过作弊行为，包括夹带纸条、传递答案、替考、高科技舞弊等，甚至还有教授泄题。另外，2005年12月的《东方早报》称，有近六成大学生承认从网上抄袭论文，甚至有专业的网站买卖、代写“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六成大学生抄袭论文


所有接受访问的教授、学生，在谈到学术腐败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说体制。“学术腐败根深蒂固，是体制问题！”人们所说的体制问题，是由学术权力的顶端开始的。从院士开始，权威的选举、权力不受监督，评价体系的不透明，都是引发一连串学术腐败现象的开端。

丘成桐说：“院士的选举本身就不是公开的，院士选出后，他们的权力极大，又绝对缺乏监督。一个学者，从申请经费做项目，到项目完成参加评审，全都是由院士们掌控。腐败就是从这里滋生的。”上海交大的教授说：“怎么评价教授实力如何？怎么评价这个人有没有资格获得基金？怎么评价他能不能评上院士？怎么评价这个奖项该给哪位科学家？所有这些评价机制，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不透明的。学术风气败坏，跟这个不透明的评价体系，关系太大了。”

学术败坏与大学精神的丧失密切相关。民国时期尽管有北洋军阀的颟顸和国民党的专制，但是北大依然“兼容并蓄”，但1949年后中国的大学很快地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的工具，“反右”后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尽管如此，在政治高压时代，中国的科技工作者还是凭理想和激情取得卓越的成就，如两弹一星、胰岛素、青蒿素、返回式卫星、杂交水稻及陈景润对歌德巴赫猜想的贡献。然而在经济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中国科研成就还比不上封闭年代。不要说像胰岛素这样可以获诺贝尔奖的成就没有，就是能够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都难以说上来。神舟飞船的确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是神舟飞船的核心关键技术早在七十年代即已掌握，即能够准确、安全、定点地发射回收载重卫星。显然，由于人治传统和法治缺失，原本非常脆弱的中国学术生态在扭曲的市场机制下彻底崩溃，导致学术腐败日益严重，学术水准和科研能力日趋下降，尽管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科技研发和高校的投入，但是成果并不显著，中国学术竞争力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每年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1998年中国的科技竞争力还排名第十三位，但2003年急剧降到第29位，而且近年一直在这个附近徘徊。根据中科院的统计，2004年中国发表的论文总数是世界第9位，但是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的次数仅排在世界第124位。2006年6月9日，美国《科学》杂志新闻聚焦，以《学术腐败丑闻动摇中国科学》为题，称学术腐败的日益增多将迫使中国的科技界领袖或者选择清理门户，或者使学界更加混乱。

政治权力压制学术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