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后，我回国探亲观光。当然，中国大变样了，很多地方只存在于梦中了。特别明显的是，旧日的朋友突然都变富了，似乎每个人都有几套房，每个人都有几种“来钱”的方式。我这样在美国十几年如一日，一天不停地上班，每个月收到一张薪水支票的工薪阶层，就显得比较寒酸。有好朋友认真地为我遗憾，真想不到二十年前的出国这步棋竟是错的，如果留在国内，凭我的能力和努力，不会是现在这样的光景。在美国度过这二十年，其实不值。

每每听到这样好心的话，我不知回答什么，于是什么也不说。我心里想说的是，人生在世，最宝贵的是经历，而在美国生活二十年的有些经历，是我在中国永远也不会有的。正是这种经历，改变了自己，是生活所最宝贵的。可这是些什么经历呢？说出来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平淡，简直不值一提。就像我们分分秒秒在呼吸的空气，那是对我们的生命最重要最宝贵最须臾不可缺少的，可是说出来没人会觉得空气比房子汽车和股票存款更有价值。

那是些什么样的经历呢？我举两个小小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为了年轻人听懂这个小故事，先得介绍一下文革的历史背景。在1966年文革初起时，我们这些中学生以家庭出身而划分为阶级斗争的阵营，我这样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属于地富反坏右等七类，时称“黑七类”，其他工农和革命干部家庭的学生，时称“红五类”。红五类组成红衞兵，斗争校长老师和黑七类的学生，使用语言暴力和其他残酷的虐待，有些老师因此而自杀，有些黑七类学生和教师因此留下终身的身体和心理伤害。对于我这样亲历过的黑七类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梦魇般的经历，时称“红色恐怖”时期。

很多年后，我在美国的一个社区大学里，为了给一位同学解释为什么我没有中学毕业证书，不得不讲到文革初中国大中学校全部停课闹革命的情况，不由自主地讲了我在那个时期遭受红衞兵恐吓、威胁、咒骂，被批斗被监管的经历，以及其他师生被骂被打甚至被逼得自杀。美国人无论如何无法想像也无法理解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几个人听得目瞪口呆。有一位老师，是一个老太太，也默默地听着。我讲完后，她来到我面前，说了一句：“I am sorry，我们以前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她说了一段完全出乎我意料的话。

她说，你是幸运的。上帝待你很好，让你出生在这个家庭里，你受到了别人的虐待，没有让你生在另外一种家庭，你就会成为红衞兵，你就会去打骂你的老师，你的同学，伤害他们，甚至逼得他们自杀。那样的话，今天的你就会非常内疚，非常悔恨自己。你回头想，不是很幸运吗？

这样的思路，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可能这样想。但是，我一听就领会了。我知道这位老师是基督徒，基督徒的爱憎观和我出生长大的地方不一样，但是我能理解。这位老师随后的一句话就更出乎我意料了。她说，你应该找一个机会，让虐待过你的同学能够有机会向你表示道歉。


这是什么意思，我后来想了又想。当年迫害过我的同学，他们现在是否反省，是否后悔，是否因当年的行为而感到痛苦，我从来也没有想过。我只知道，当年的恐怖给我留下了一生也没有彻底摆脱的心理伤害，多少年后还会在半夜梦中惊醒。我为什么要去考虑他们是不是歉疚后悔，他们愿不愿意道歉是他们的事情，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接受这迟到了几十年的道歉，我为什么要为他们提供道歉的机会呢？

这些问题，让我想了十几年。我们中国文化中，我和我的中学同学这样的普通人，缺乏对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尊重，我们活得没尊严，因为我们精神上没担当。我们做事不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恶劣的行为都是因为不需要为这种行为负责的社会环境，就像当年红衞兵的暴行，那是因为政治形势使得红衞兵不需要为自己的个人行为负责。当我们做错了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中缺少有尊严地认错和道歉的方式。再往前想一步，我想到，我们的教养中，甚至缺少有尊严地接受他人道歉的文化。

我终于想通了，我的美国老师，这位老太太是对的。当年遭受迫害，相比红衞兵迫害他人，我是更幸运的，但这并没有使得我站在道德高地上。在文革中，在文革后，我也做错过很多事情，我也喊过“打倒”的口号，我也相信过阶级斗争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在反省了自己曾经的愚昧后，原谅和宽恕是自然而然的结论。在沉痛地反省了以后，我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当初恶劣虐待过我的人。

多年后，我回国探亲，中学同学为我聚会，当初迫害过我的一位红衞兵同学慎重其事地向我道歉，那时我事先想过我该说什么了。我回答说，我已经原谅你了。我已经原谅了当初迫害过我的所有人。

可是，反省和宽恕固然能在精神上提高自己，但是由反省和宽恕而产生的道德优越感，却是一种错觉。这就要说到我的另一个小小的经历。
我在美国曾经住过一个地方，周围有很多犹太人。有一对犹太老夫妇，一度来往较多，常约了在一起吃饭聊天。这样年龄的犹太人，几乎都有家人或者认识的亲友遭受过纳粹德国的迫害。当然，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些令人痛苦的历史。

有一次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们谈起了宠物。养狗养猫在美国是极其普遍的事情，猫和狗的品种在美国也是应有尽有，这方面的知识通常是聊天的一个好题材。说起喜欢什么样的狗和猫，我不经意地讲了一句：我喜欢德国牧羊犬。

养狗的人公认，德国牧羊犬确实是最好的狗之一，在美国也是最为昂贵的狗。此话一出，我马上发现，两位犹太老人一声不吭，保持着长时间的沉默。

我明白了，我无意中触及了犹太人的一个伤口。当纳粹在欧洲把犹太人围捕送往死亡集中营的时候，纳粹们手上牵着的，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狗，德国牧羊犬。

70年过去了，对于世界上其他人，德国牧羊犬只不过就是一种优良品种的狗，和拉布拉多犬和中国松狮狗差不多，属于比较好的狗种，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这是一种惨痛的记忆，它引起的恐怖和耻辱难以言说，无论过了多久，这种痛苦不会消失。

两位犹太老人的沉默让我意识到，无论我们怎样设身处地想像，无论我们自以为有怎样的同理心、同情心，无论我们愿意为他人寻求公正和正义而付出怎样的努力，我们都无法替代受害者亲身经历的苦难。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比较善良的人，我能理解别人的苦难，尊重别人的苦难，这个小小的经历，却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平庸卑微，永远也做不到像特雷莎修女那样，把他人的苦难化于自己的生命之中。

我相信，如果我一直生活在中国，大概不会有这样微不足道然而却改变了我内心的小小经历。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我常常从外部像一个他人一样来观看自己。对我来说，这是生活在美国和生活在中国最大的不同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