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谈谈钓鱼岛的问题了。

　　我不想谈钓鱼岛的历史渊源和是非曲直，这都是国家尊严的层面讨论的严肃问题。但今天，不谈这些又能谈些什么呢？

　　其实，不谈严肃的层面，还是有很多别的层面的问题可以探讨的。

　　至少，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当大米、马桶盖和电饭煲都还要到日本去购买的时候，要夺回钓鱼岛，不是不可以，而是要花很大的代价，而且总有些让人理不直气不壮。

　　之所以说要花很大的代价，是因为一个小小的马桶盖和电饭煲，一袋5公斤的大米，让人刹那间看出中日两国在工业化水准、道德水准上还存在很大，很大的距离，而这不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或军事实力逼近日本就能解释的。

　　如果说，军事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战争就是国家实力的综合和终极较量。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话：“要测试一个城市的现代化水准，就让它下三天三夜的暴雨。”暴雨过后，马路是否淹水，水管是否爆裂，这都是风和日丽之下永远无法得到的检测。前些年北京七月暴雨，居然发生私家车司机被淹死在车里的惨剧。而同时的青岛，百年前德国留下的下水道则依然通畅如故……

　　既然这样，虽然我希望战争永远不要发生，但我还是要说：“要测试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那就让它经历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请注意，我说的是综合国力，而不是单项指标，它包括武器装备，也包括军队素质和现代化管理水平，同时包括国家整体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准，更包括全体国民的文化、道德和精神素养，以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清廉、有效和现代化。

　　十九世纪末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两次中日战争，中国人民和军队不可谓不勇敢，但那是一个落后农业国与一个先进工业国的较量，其惨烈是必然的宿命；影片《甲午海战》，清军的一些炮弹是哑炮，弹药被泥沙替代，一问才知“被吃了回扣”；甲午海战前，日本驻华武官断定清军必败，因为他看到清军士兵把洗完的衣服晾在炮管上……

　　今天的中国，当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如果雷厉风行的反腐不深入进行，我们怎么知道，作为军中第二把手的徐才厚，家里居然有一吨的现金？须知，徐才厚家里囤积一吨现金的时期，也是中国军备发展最快的时期。但这又有什么用？

　　一个逻辑的结论是：一旦大敌当前，再好的装备也无法发挥有效的作用，因为军中二把手的家里屯着一吨现金，而他手下的将领都是花钱买来的，怎么可能提着脑袋上前线？

　　这就是政治体制的作用。

　　同时，既然军中二把手可以如此轻易被收买，你怎么就知道，国家和军队的机密不会源源不断地流入敌方间谍的手中？

　　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感慨，这仗“娘希匹”没法打，因为他今天做出的军事行动决策，明天毛泽东就看到了，他的周围到处都是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青年，都前赴后继地投入到了共产党的旗下。

　　这就是人心向背的作用。

　　由于太敏感，政治体制这个词这几年渐渐被另一个词所替代，那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其实，无论用什么词汇，其描述的事实最终都是一样的：

　　-         这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水准是否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         这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和军事实力是否世界领先？

　　-         这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是否持续上升？

　　-         这个国家的行政体系是否规范、廉洁、有效并受到司法和人民的监督？

　　-         这个国家的司法体系是否能独立履行监督功能，并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         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否有足够的文明素养和敬畏之心？

　　-         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于生活在自己的国家，是否感到由衷的满意和安全?

　　-         ……

　　这个清单还可继续列下去。但午餐的时间快到了；午餐后，下一个工作会议正等着我去参加。更主要的是，我内心的一个声音提醒我：不要忘了，中国正在路上，不要操之过急，也不可要求太高。

　　但我内心的另一个声音则又提醒我：中国必须走在正确的路上，走在自我纠正失误的路上，同时也走在清醒、理性、不过分自我膨胀的路上。

　　以这样的眼光来看，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应该宽容些，也应该苛刻些。宽容些，是因为我们的国家还很稚嫩，给她一些时间，她一定会做得更好；苛刻些，是因为有些错误或迷茫若不指出来，就可能一辈子都犯下去。

　　既然这样，提出下面的要求，应该不算是很苛刻的：当我们的马桶盖、电饭煲还做不过日本的时候，甚至当我们的大米“无毒性”还比不上日本的时候，依然是我们沉下心来，虚心学习日本的时候，至少还不到和日本叫板的时候。

　　　客观地谈谈日本和中国

　　听到虚心学习日本，有朋友可能坐不住了：中国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日本，现在是中日在东亚决一雌雄的时候了，怎么还谈虚心学习日本？

　　那么就让我客观地来谈一谈日本，也客观地谈一谈我们的祖国-中国。

　　2004年我从日本考察回来，就写了一组系列文章，其中提出的一个观点是：日本是一个在思想史上出现严重偏差的国家，其表现在“明治维新”时期思想启蒙的缺位导致后来军国主义的盛行，也表现在今天对历史问题的模煳认识；一个民族的现代化必然包含三个阶段，即物质现代化、制度现代化、精神现代化，日本在精神现代化这一环节上功亏一篑，导致它今天的国家之路依然崎岖。

　　但同时必须承认，日本在物质现代化层面上是相当成功的，不然就不会有其十九世纪末和1945年后的大发展。即便在制度现代化层面上，日本在战后也建立了一套现代国家制度，保证了这个国家虽然首相如走马灯，但却基本稳定和稳健。

　　战后的日本民众，虽然由于精神现代化没有完成，依然对历史问题认识模煳，但却大都热爱和平，愿意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也愿意积极帮助周围的邻国及其人民。不然，就不可能有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日本的对华援助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

　　日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体，先进而保守，稳健而茫然。尤其是遇到临近的中国迅速崛起，看到中国国力和军力的上升，钓鱼岛周围中国公务船和舰艇的频繁进出、中国有毒饺子的流入日本、中国游客在带来大量钞票的同时也带来大量的喧哗，日本和日本人的保守和茫然就占据上风了。

　　反观中国？中国又何尝不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

　　我们的祖国曾数百年积弱贫穷，最近三十多年一跃而起，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力、军力迅速走向世界，用一位老外交官的话来说，“现在可以做一些过去国弱时代无法做的事情了”。

　　面对这一几乎突如其来的变化，我们的自豪是溢于言表的，也是十分值得珍惜的。但我们同时忘了，过去三十多年我们靠的是生产要素拉动、出口拉动，缺乏技术革命和创新，因此我们有钱而没有自主品牌，我们可以买很多东西，但就是创造不出很多有知识产权的东西；同时，我们还没有建立一套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腐败一度盛行，人民继续没有信仰和敬畏……

　　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极大地提振了。我们走在崛起的路上，希望通过提振国家来提振自己。这本身无可非议，甚至值得倡导和鼓励。但有时醒来一看却发现，国家梦和个人梦并不完全统一。

　　所以，才有了我们内心分裂的一面：一方面，我们开始痛恨日本，乐于看各大电视台的抗战连续剧，并誓言夺回钓鱼岛，但另一面我们则又到日本买大米、马桶盖和电饭煲。

　　当我们展示分裂的前一面时，我们是在展示本身正义的爱国情绪，但这种情绪却又被茫然所裹挟，更没有得到理性的净化和升华，因此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的每每是一种低层次、草根、流寇般的诉求，并引起国际社会的误解、警觉或敌意。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而当我们展示分裂的后一面时，我们是在展示我们对于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欣赏，以及对一个现代国家的由衷向往。

　　其实，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现代国家的向往，根本就是不矛盾的。答案很简单：尽快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现代国家，让我们的国家充满现代国家的一切要素，其中包括高水准的工业化、公平合理的社会、廉洁有效的行政体制、独立可信的司法体系、世界前列的科技和军力、人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度和监督度、人民对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放心度和安全感。

　　而当我们向这个方向迈进的时候，你会神奇地发现，我们对日本的爱恨兼有的心态开始平衡了，我们能够比较客观、冷静地看待我们自己和他人了，我们的心态开始变得和2014-2015年开始的时候不一样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游客完全不需要到日本买大米、马桶盖和电饭煲了，而日本人对中国也不再那么充满“厌中”情绪了，中日两国的人们可以互相欣赏，也可以理性讨论，甚至我们对钓鱼岛的解决思路也不再那么执着了，而是有了另一层更符合现代性的、海阔天空般的境界。

　　我希望，我描绘的这个时代不会太过遥远，就象我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总量上迅速赶上西方一样。

　　这个时代的来临，也许就从我们今天讨论“连大米和马桶盖都拼不过日本，还怎么拼回钓鱼岛？”开始。

　　昨晚朋友圈里，有朋友说：“国货打败日货和夺回钓鱼岛，究竟哪个先实现，的确是个问题。”也有朋友说：“饭桶和马桶，也是个问题。”这些玩笑之言充满哲理，但又不能完全当真，不然就没有幽默感了。

　　但我只知道，我该收笔了，因为香喷喷的午餐在等着我。我当然也虔诚地希望，今天中午吃的国产大米可以让我放心，而且可以让我永远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