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张若名之恋
我可以肯定地说，女人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活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根据现有的资料，张若名是周恩来身边的第一个女人。法国“中法文化交流中心”出版过两本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另一本是《张若名研究论文辑录》。出版的“导言”中说，“张若名（1902-1958）是中国第一位留学法国而取得博士学位的女学生”，是二十世纪“二〇年代改造中国的理想主义者”。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天津的爱国青年学生成立了一个叫“觉悟社”的团体，据搅悟社成员之一谌小岑（也是我的兄长）回忆，周恩来与张若名早已认识，他们同时参加了觉悟社，当时这个团体有个规定，会员活动时，一男配一女，由抽签决定，当周张配成一对时，他们欣喜若狂。从此，他们手牵手地共同参加对北洋军阀的斗争。这一对革命情侣，当时羡煞了许多同志。张若名是才女，她写过一篇《急先锋的女子》很为轰动。

邓颖超也写过文章，周恩来与张若名的爱情赛跑中，开始杀进了邓颖超。颖超比若名小二岁，恩来叫她“小超”。1920年一月，周恩来、张若名同时被捕，九月获释，十一月他们就双双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周恩来到法国以后，若名在身边，小超常通信，周旋于两女之间，初露了周恩来圆滑的政治才华。邓颖超后日对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你伯伯没有和张若名结合，是因为他当时坚持独身主义。”

周恩来、张若名、邓颖超三角恋爱的关系，张若名当初是胜利者，最后却以投河自尽而告终。邓颖超当初处于下风，因为她一直留在国内、创造了自己个人的政治地位。

当周恩来和张若名在巴黎热恋时，这时中国国内正酝酿国共合作，邓颖超是一个公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她先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于是国民党的“太上皇”，邓颖超与鲍罗廷夫妇非常亲近，也因此与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普遍熟悉。

当周恩来回国后，1924年底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邓颖超是个幕后对鲍罗廷有影响力的女人，周恩来认识到“小超”的威力，1925年周恩来终于放弃独身主义，与邓颖超正式结婚。此后，周恩来在国民党一路升官，甚至一度非常赢得蒋介石的信任，都与邓颖超的幕后铺路有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中，邓颖超当选候补中委，排名在何应钦等国民党元老之前，当时的周恩来是榜上无名的。所以，周恩来抛弃张若名与邓颖超的结合，很像当年蒋介石放弃陈洁如，与宋美龄的结婚一样。都属于政治婚姻！

1955年四月，万隆会议后，周恩来回国，经昆明时与张若名秘密会见，当时张若名是大学教授。1958年反右期间，张若名在昆明投河自杀。邓颖超为张若名料理后事，并且掩瞒真相。不久，张若名的儿子也自杀了。

周恩来在1920年去欧洲勤工俭学以前，是信仰道教的。周恩来当时写过一些宣传道家的文章。中国所谓道家，尊老子为始祖，留有“道德经”，后人有不同解释，其要点，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在行为上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在伦理上主张“去知弃己”，“情欲寡浅”，“绝仁弃义”。道家在情欲问题上是绝对自私，不受男女私情的束缚，换言之也就是无所谓情的。

1918年二月七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夫妻不一定有恋爱，恋爱也不一定要做夫妻。当时他二十岁，他要做一个独身主义者。周恩来政治上是个弄潮儿，在男女关系上也是个弄潮儿。

周恩来永远是一位男人眼中的女人，女人眼中的男人的交叉性格，他在男女关系上如此，在政治关系上也是如此。周恩来如果不是政客，也是演员。天津南开中学所保留的话剧剧照资料，当年周恩来在中学时代演戏男扮女装，颠倒观众，人见人爱，丽质天成。有人戏称他是梅兰芳，后来他又被人称为“政治梅兰芳”。

周恩来既有演戏的天才，自己又精于化装，在地下工作时代，周恩来时而男、时而女，时而西装革履、时而长袍马褂，时而光头、时而假发……

周恩来英俊潇洒，音容迷人，对女人有相当的吸引力。即使他不主动，某些女人也会自动缠他。著名的媚共作家韩素音写道，“我第一次看见周恩来”，觉得他“非常英俊，他的一举一动都很柔和”，“一见到他”，“简直受到了直接的冲击”。韩素音的文章一再提到：“周恩来如果说，韩素音，我说你死，我就说好的，你看什么时候执行！”

周恩来的饮食很讲究，爱吃鱼类、海参、梅菜扣肉。在中共正式记录中，中共建政后，曾有宋庆龄从上海用飞机运大闸蟹和鲥鱼到北京给周恩来尝鲜。周恩来喝酒海量，而且对酒质很有研究，茅台和五粮液的等级，都是周恩来品尝后定位的。

周恩来这个人的形象，也和酒一样，令人感到清、香、醇、纯。他在任何场合，一出场就令人感到他是一位美、秀、娇、甜的可人儿。他的舞姿舞步，也可用洒、脱、雅、活四字来形容。他在政治手段上，精、刁、细、狠，就是《水浒传》中的阎婆惜了。总之，周恩来在外表上具有获得女性喜爱的诸多条件。


孙维世与江青、周恩来
我是同一天见到江青和孙维世的，当时江青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性，孙维世虽美还有些稚气。我见到这两位美人是1938年一月廿八日，这天晚上延安举行“一二八”晚会，会后演出话剧《血祭上海》，主角是孙维世，配角是江青。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早在1935年就已经在上海同台演出过夏衍编剧的《摇钱树》，其时江青叫蓝苹，孙维世化名李琳，年仅十四岁，是演的配角；这次延安演戏，主角配角的地位互易，当时我们还看不出，他们私人间的恩怨。不久，她们又同台演出《团圆》，延安相当轰动，好事者又评头论足，说孙维世既年轻美丽演技又好。不久，我们又听说，孙维世和江青、徐以新有三角恋。

孙维世的父亲是中共早期党员孙炳文，母亲任锐，原名任培长，也是任弼时的妹妹，我在延安时，她担任保育院长，我见过她。我认识任弼时的另一个妹妹，当年在镇江化名徐若萍。

1937年冬，周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巧遇孙维世，惊为天仙下凡、绝代佳人。孙维世的亲侄女孙冰写道：“周恩来将孙维世接到他的住处，他对这位已是眉清目秀，青春诱人的大姑娘孙维世，产生了特殊的感情和爱心……。”（孙冰《我的姑妈孙维世》）

邓颖超留心到，平时周恩来在家说话不多，这时在这个亭亭玉立的世侄女前手舞足蹈、开怀大笑。邓颖超是何等厉害的女人，看在眼中，笑在嘴边，一经思索，计上心来，就决定与周恩来把孙维世收为义女，从此邓颖超就以“妈妈”的身份把孙维世管住了。

1939年周恩来陪江青戏马折骨以后，决定到苏联治疗，孙维世坚持要同去苏联照顾干爹。邓颖超不同意，要她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孙维世表示要到苏联学习，邓颖超仍不同意。最后孙维世直接找到毛泽东批准。八月廿七日，周恩来的飞机正要从延安起飞，孙维世赶到，邓颖超的脸色为之一变。孙维世终于随周的专机去了苏联。周恩来在苏联治疗期间，邓颖超、孙维世也轮流伺候。1940年二月廿五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国，孙维世继续留在苏联学习。

1949年底，毛泽东访苏，周恩来随行，孙维世因长期留俄，以俄文翻译身份在毛的身边，在毛的火车专列车厢中，遭到毛的强暴，孙找到周恩来哭诉，周对孙维世说：“顾全大局，不要声张。”孙维世这个傻丫头，对周恩来有一种死忠和痴情，周要她忍，她就忍了。

1951年，邓颖超主持孙维世和金山结婚，其后，孙维世向邓颖超诉苦说，金山婚后本性难移，乱搞男女关系，孙维世感到非常痛苦，邓颖超回信说，在上海十里洋场混久了的男人，总是免不了有这些事的。如果想到他为党做了大量工作，作为他的妻子，就可以自堪告慰了。这段话有相当的暗示性和针对性，周恩来的私生活和金山相比，没有多大的区别。据邓颖超的秘书赵玮透露，邓颖超曾服过大量安眠药昏迷，后被抢救。

1953年，江青在周恩来的提议下，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周对孙维世说：“你一定要搞好与江青的关系”，在周的安排下，孙维世和江青见了面，江青对孙维世说：“好妹妹，你和我一样，我们都一样是主席和总理身边的人，你明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