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变化图。1月，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在图中就是剧烈下挫的走势。（网络图片）

文／如松
经常有人问，未来的政策走向有很多变化，意思是说有无数的不确定，如果陷入“无数”之中，自然就无所适从。虽然金融财经的变化有无数种，但是，最终只能走一条路。那么，这条路是怎么确定的呢？基础是甚么？

去年，虽然人民币经历了一轮贬值，但实事求是的说，无论外贸还是FDI的数字都是不错的。根据海关的数据，以美元计价，2016年进口同比下降5.5%，出口同比下降7.7%，全年贸易顺差为5100亿美元。2016年，全球的贸易数据都不好，这样的数据不能说差。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6年实际使用外资（FDI）金额813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1%。按美元计算，实际使用外资1260亿美元。FDI与贸易顺差合计是6360亿美元。可是，全年的外汇储备却下降了3198.44亿美元，这相当于中国境内的资本变动幅度达到了9500多亿美元。

这里的主要因素包括：第一，汇率变动的因素，由美元升值、非美贬值造成。第二，对外直接投资1700多亿美元。第三项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那就是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售，以应对本币贬值的压力，实际是应对本币的避险效应。

在这种情形下，当本币初现贬值压力（避险需求产生）的时候，采取抛售部分外储来应对无可厚非，也是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但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采取升息的措施应对这种避险效应才是合理的，因为升息将提升本币的价值，这是避险效应产生与蔓延的内因，任何时候内因都是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合理的未必就是最终所走的路，这与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的要求紧密相关，这从专家的言论可以明显看出来。2016年11月17日，在“《财经》年会2017：预测与战略”上，余永定表示：我觉得中国必须要加强资本管制……假如中国有2000万中产阶级，每年都想换5万美元，这个数量是非常巨大的，怎么办呢？只能是资本管制，这个额度是不能改的。当然我不会主张他把额度减少，但无论如何，必须要严格执行这个额度，有些地方，比如深圳，我的学生告诉我，有些老板把员工的身份证借来换很多外汇，这种事情是一定要禁止的，大量的在海外买房，到底合法不合法，需要做认真的调查研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事实证明，央行在此后的做法基本如是。

为甚么不能从内因上入手，而是优先采取了管制的措施？笔者认为有2点原因：第一，看看M2在次贷危机之后的膨胀速度，形成了巨大的货币存量，一旦央行采取收缩的办法应对本币的避险冲击，就需要大幅回收基础货币，通胀型经济和财政都将出现巨大的困难；第二，保增长、保就业需要依赖货币的进一步投放。货币政策不可能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需求相矛盾，就只能走向专家所说的道路，特色专家的特色道理也就形成了。

也所以，经济学的本质是社会学。

但是，按特色的方式制定货币政策，就会带来相关的问题。

抛外储之后，央行第二步选择的是对资本流动进行严格管理的措施。所采取的措施也并不严厉，仅仅是“管理”了私人资本的避险需求，至少文件上表明的是如此。但是，任何强化对资本流动的管理措施都会带来负面作用，因为政策进入这样的导向之后，人们就会预期更严厉、更广泛的“管理”。当资本不能自由流出的时候，“门口”准备流入的资本就会徘徊、观望甚至心生退意。

这就造成了以下事实：虽然以美元计算，2016年11～12月，FDI都是负增长，但幅度很小。但是，1月数字开始出现变化，2月21日《证券时报》报导，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01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9.2%，在图上看就是剧烈下挫的走势。

FDI锐降，无论有多少种措辞，但主要原因乃在资本管制。事实上，去年中国经济备受人民币贬值和增长幅度放缓的阴霾困扰，惟同期所吸纳的FDI仍然增加约4%，比较联合国同期全球FDI下跌了13%的数据，显示这两个因素并未能阻碍外商来华投资的意愿，也是对中国不加强资本管制带来的“信任”和乐观预期。

进入2017年后，中央采取了对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措施，表面看起来主要是管理了私人手中需要避险的资本，与洋大人们没甚么关系，但这种政策的导向所带来的影响是全面的，因为这意味著央行进入了“易入难出”的方向，外资（包括海外华人资本）考虑投资中国岂不慎之又慎？这是专家们的建议带来的“良好结果”。

今年，美联储必然会进行多次加息，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如果有比较健康的外贸顺差和积极的FDI，央行就有更充足的弹药在汇率市场上进行操作。可是，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越来越重，如果FDI又出现连续的缩水，央行的弹药就会不足，那时，就只能进一步对资本流动进行强化管理，就走上了不断关门闭户的道路。

本月初，央行全面提升了SLF等操作的利率，专家们再次解读为不是加息。提升了基础货币的成本，不是加息又是甚么呢？翻烂了书本也找不到答案。之所以传出这样的信息，在于淡化加息的情绪而已，实际上是央行心态的一种反应，既想通过提升资金成本稳定汇率，又不想对经济带来过大的冲击，这是典型的“既要”、“也要”的心态。

虽然面对本币贬值的压力有多种举措，但中庸之道、大陆文化和财政的要求，决定未来的货币政策将只有一种方式。主要利用抛外储、管制资本流动为手段保汇率，只有到了通胀在社会上激起强烈反应之后，央行才会被动、惊慌的加息。这或许也是现在一些社会问题的根源：不断有报导，社会上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出现杀人、伤人的事情。说明的是，人们收入增长无法覆盖物价不断上涨所带来的焦虑，也反应的是，高房价对社会的透支，也是人们心目中的煞气不断积累的结果，但愿央行和专家们可以看得到。

对于未来的路径判断是：对于本币汇率来说，抛外储基本无济于事（之前多次说过），管制将助跌实际汇率（因为通胀），即便不得不慌张地加息，也只能形成单日或数日的升值。源于汇率的根基在财政，财政不收缩，就没有实质性的货币紧缩，其他措施本质上都无益。

带来的结局是高利率高通胀时期即将到来。
 
希望管理者以国际收支平衡和财政的角度看待汇率问题，而不是像专家一样眼盯著外储和资本管制，后者的副作用极大并会不断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