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妈真的尽力了！

社会老龄化了，需要生二胎；人口红利不足了，需要生二胎。可是，二胎岂是你想生，想生就能生？

用验孕棒验出怀孕那天，我拉着老公兴冲冲地去了医院。到了预诊台刚一开口，护士冷冷地问了我一句：“要不要？”后来我才知道，说“要”的给粉红色条子，分去妇产科；说“不要”的给黄色条子，分去计划生育科。

当你第一次释放怀孕的信息时，首先收到的不是祝福，而是“要不要”，这经历让我一直很难忘。这是三十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惯性影响。还好，从80后出生开始，伴随我们进入生育年龄的这个政策，总算要结束了。

无论是官方媒体还是社会化媒体都很亢奋，朋友圈里到处都在问你“生不生”。最近一两年来“人口红利消失论”、“社会老龄论”，突然集中出现的“失独家庭“报道，仿佛都在为这一天铺垫。

但是，在这些从多个角度论证“中国人应该多生”的报道、研究中，却完全没有人认真观察过二孩政策落地的决定性人群——“中国年轻母亲”群体的生存状态。不管有多么雄伟的论据，两个字就能粉碎二胎梦——谁带？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妈妈的产假福利不能算差。这大概得益于中国人对生育的重视程度。但是，当4至5个月的带薪假休完以后，她们从社会获得的育儿支持就几乎为零。

我的女儿曾在一个早教机构上课，那里同时也开办可以招收18个月以上孩子的托班。这种低龄托班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以至于报名供不应求。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公立的幼儿园就取消了托班，80年代以前国营大厂中的育婴室，也随着工厂改制的潮流消失得无影无踪。能在社区附近找到一个肯接收低龄孩子的托班，实在解了父母燃眉之急。然而有一天，这个早教机构的老板突然消失了，带着刚刚收取的几十万元托费人间蒸发。

这时，父母们才发现，这里的营业执照上根本没有“教育”相关的资质，所有与早教相关的机构注册，都并没有严格的管理和审核。更可悲的是，这样一个不正规的“托班”却是保证那几十个妈妈能重返职场的唯一凭借。

如果不能靠社会化的托幼机构，那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父母。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老人帮忙。更何况，两代人有诸多生活上的差异，如果为了孩子，硬是绑在一起生活，反倒是给双方都增添痛苦。生活坎坷的五零后，忙碌了一辈子，想在晚年悠闲度日无可厚非，带孙子本来就不是他们的责任。

如果没有托幼机构，如果也没有父母，谁来帮助80后带大孩子呢？

我的曾经的上司是一个台湾女人。她从结婚开始就和丈夫单独生活，双方父母都不在身边。她的工作非常繁忙，但她却养育了两个孩子。“你是怎么做到的？”我问。她回忆，第二个孩子出生时，她想过要辞职，但是公司挽留她，给了她一年的育婴假：一周只有一天必须到公司，其他时间可以申请自由办公。就是在这样宽松工作时间的支撑下，她没有放弃职业，也养大了一双儿女。

与一些在国外生活的朋友聊天，也常听到这样的事例。似乎，支持职业妈妈的弹性工作在很多地方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有的公司甚至有自己的托儿机构，可以帮助女性职员照顾年幼的孩子。

可是，在国内却没有这样的福利。在职场上，我们更注重的是“男女一样”，而不是“男女平等”。平等并不是一样，有时候，平等是需要差异化的政策来维护的。如果女性为了生命的繁衍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在社会中，在职场上，就应该给予她们更多的灵活政策。生育是责任，而工作和发展是权利。但是在一个多了8天产假都会引发“不敢再雇女员工”议论的社会里，来谈这样的责任和权利，实在太过奢侈。

话说回来，在现今的中国社会里，如果没有老人帮忙，又找不到靠谱的幼儿园，妈妈们只能放弃工作。中国的全职妈妈恐怕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全职妈妈群体之一，她们完全处在各种社会福利体系覆盖之外，她们的劳动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热热闹闹的“全面二孩”新闻之后，如果不对年轻母亲的育儿现状认真的审视、思考，那所有的倡议都是不负责任的，只不过是将国民作为资源来支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尊重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