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紫凤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之气象，反应在文学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种时代之文学：可以称为两汉文学之代表的，当是汉赋。辞赋之作，代代有传人，但说赋，必说汉赋，而不言唐赋、宋赋，则是因赋的顶峰在汉，就如代代皆有诗、词，而诗之顶峰在唐，词之顶峰在宋。

汉代时，汉武帝好辞赋，他身边的中朝近臣多为能诗善赋的文学之士。文学之用乃在“润色鸿业”，这真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好词。但是，现代人在提到“润色鸿业”时，往往会有一种偏见，把这个好词理解为粉饰太平，其实“润色鸿业”的正义当是宣王道、崇明德、广教化，如此鸿业，为之润色。而回顾历史，汉武帝拓疆土、兴文教、建封禅、修郊祀、改正朔、制礼乐，诸多开创，无不以文学辞赋为之辅助与铺陈。

《汉书‧艺文志》所录辞赋之作千余篇，其间流变大体可分为二个阶段。汉初之赋，《楚辞》痕迹尚重，这种赋被后世学者称为骚体赋，如：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可为代表。而真正通篇汉家气象，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汉大赋的，则造端于枚乘，臻至于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处同一时代。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司马相如之赋，大开大合，挥洒肆意，骋纵横之奇气，又不泥于战国之遗风，挟一代之盛势，擅两汉之文坛。所以在本篇，我们就来讲述司马相如的故事。

梁园虽好非久住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劔，本名犬子，因仰慕战国蔺相如，于是给自己起名叫相如。

早年，司马相如曾在汉景帝身边当武骑常侍，但汉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感到自己的才华并无用武之地。后来，汉景帝的同母弟弟梁孝王来朝，跟随梁孝王左右的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司马相如与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梁孝王爱好辞赋，招揽四方文学之士，他还修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园林，正是那座著名的梁园。梁园也叫东苑，又叫兔园，梁园中景致万千，如：落猿岩、栖龙岫、雁池，池间还有鹤洲、凫渚等。梁园中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花异树、珍禽怪兽，无所不有，梁孝王常与宾客们在这里游猎宴饮、吟诗作赋。

司马相如离开中朝，来到梁园。在这里，他度过了几年优渥的生活，写下了名篇〈子虚赋〉。

梁园虽好，终非久住之乡。公元前144年6月（汉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回到了家乡成都，一度很是潦倒。但也在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凭满腹锦绣文章，一把绿绮之琴，与才女卓文君结下良缘，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虽然，此时的司马相如甚是落魄，但临邛县令王吉颇通相术，他见司马相如雍容闲雅，器宇非凡，认定他的才华不会就此埋没，日后必定有大作为。
长卿之赋天上来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汉武帝即位。汉武帝爱好文学辞赋，甫一即位就诏令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一天，汉武帝读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竟以为出自古人，感而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得知〈子虚赋〉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所作后，武帝大悦其才，于是诏见司马相如，问起〈子虚赋〉，司马相如却说，〈子虚赋〉所写只是诸侯之事，不足一观，于是为汉武帝写了更为宏大的〈上林赋〉。

长卿之赋，辞藻华丽，词气纵横，他描写游猎场面的盛大与豪奢，最终落笔为劝人君节俭，汉武帝大悦，于是将司马相如留在宫中做郎官。

司马相如再次回到汉宫后，与当年在汉景帝身边时大不相同，汉景帝不好辞赋，而汉武帝却好文学。司马相如的才华终于有了施展之地。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好辞赋，汉武帝每次给淮南王的赐书，都要让司马相如看过草稿，给出意见，之后才发出。司马相如也常上书劝谏帝王，如：他写过〈谏猎赋〉，劝谏天子不要沉湎于游猎。那时，每有郊祀、巡狩、祥瑞等大事发生，包括宫中的日常活动，汉武帝经常命辞臣做赋，于是大至宫观、山泽，小至射驭、蹴鞠，在汉代大赋中，可谓靡不毕集。

汉武帝左右的辞臣中，枚乘之子枚皋文思最敏，援笔立成；司马相如为文迟，但文章写得最好。西汉末年的大辞赋家杨雄如此评论枚皋与司马相如说 ：“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西京杂记》中还记载著一则轶事：有一次，司马相如要献赋，却不知写什么？在梦中，一位黄衣仙翁告诉他，可以写〈大人赋〉，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著名的〈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奏，汉武帝大悦，飘然有凌云之意，恍若神游天地之间。想来，杨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这话，当不只是一句感慨，境界高远的文字本就是与天地相通的，所谓灵犀与巧思，无不是这天地间的造化与用意深长。

飞檄拓宇 开通西夷
司马相如在朝中辅佐汉武帝，不仅于文章上纵横铺张，写出大汉气象，在开通西南诸夷，推进大一统方面，亦功不可没。

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汉通南夷，设犍为郡，之后命唐蒙发巴蜀之卒修南夷道。

唐蒙在巴蜀修南夷道数年，动用数万人，又启动战时法来管理吏卒，巴蜀之民大为惊恐。汉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赴巴蜀问责唐蒙，司马相如写〈谕巴蜀檄〉，告谕巴蜀之民，这些并非天子本意，同时也阐明朝廷交通西南夷之大义。

当时，邛、莋等西夷的君长们听说南夷与汉朝往来，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于是纷纷表示，希望内属，向汉朝称臣。汉武帝问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邛、莋、冉、駹与蜀地很近，道路易于开通。秦时就已经在其地置郡县，等到汉朝建立后，又将其废弃了，如果在那里设县，会比在南夷设郡县条件更为成熟。

于是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符节赴西夷。当时，蜀地长老与一些大臣都认为通西南夷是无用之事。于是司马相如写下〈难蜀父老〉 ，说明天子远服四夷的意义。司马相如写道：“夷狄地处辽远偏僻之地，与中国风俗不同，天子政教不行。如果接纳他们，他们却在边境之地做一些违背礼义的事；如果与他们断绝往来弃之不管，他们内部又会作乱不止。那里的人心生哀怨的说，中国之地实行仁德之政，人们都能各得其所，上天为何偏偏将我们遗弃。四夷之人向慕中国，如久旱时渴望下雨。所以天子向北征讨匈奴，向南问责东粤，教化四方，正是为了确立道德，宣扬仁义，最终偃甲息兵，中外太平，天下安康。”

司马相如等人的出使很成功，邛、莋、冉、駹、斯榆等诸夷君长，都请求向汉称臣，各地拆除了边境的关塞，汉朝在西南夷设置了都尉、十几个县。于是汉朝西南境更为广大，西边可以达到沫水、若水，南边达到牂柯江，昔日的蛮夷之地从此尊奉汉朝法令教化。可以说司马相如飞檄而晓谕父老，奋笔以开拓西南，其功之伟不啻于千军万马。

汉赋大音 遗响千载
《汉书》有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赋是古诗之流裔，诗是用于言志的，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赋也是言志的。登高能赋的人，必然是对世界有感触，对社会有体悟，对人生有洞见的人，这样的人，在古时可以为卿大夫。而他们的歌诗互答中，从其人之器识，到其世之盛衰，都可体现出来。

司马相如生逢大汉全盛之世，他的汉大赋，亦是气势宏大，吞吐万有。对于赋，司马相如有这样一番心得：赋家之心， 包括宇宙，总览人物。这也真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才会有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以至千载之下，我们依然能够领略到汉赋的大音澎湃，正如长卿笔下所描摹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