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长歌

陈诚平生以“公诚负责，为做人做事第一道德。”他十分注重读书、修身、反省，使得他不论在战时治军，还是平时治国，都能发挥其武略雄才。陈诚还非常重视保存、整理其参与国政的重要史料，使我们今天能尽量回望、理解这段历史，从中体会先人为公的付出，感恩他们走过给后人留下虔诚与智慧。

敬上爱下忍耐去私
陈诚名如其人，他注重修“诚”，不论是“修诚克己”还是“公诚负责”都可以体现出来。他一生追随蒋公，从蒋公身上，他对“诚”字又有这样的领悟：“委员长与学员们讲话，多半想到什么讲什么，见到什么说什么，很少有宿构的。然而真挚亲切，相对有如家人父子，学员们很受感动。可见『不诚无物』的道理，实在值得我们永恒拳拳服膺。”

陈诚不但敬上，而且爱下，对所部官兵，他经常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比如他讲：“初到社会上服务不要把名位看得太重，过高的名位对青年人往往是有害的。大家只要肯努力，有成绩，国家一定不会埋没你们。”“你们到学校担任教官，也许有的在级位上要吃一点亏，但是不必太介意，要忍耐。”

他还会以自己为例说明：“我于民国十三年九月初到黄埔军校服务时，当时的校长发表我为上尉特别官佐，可是我原来在粤军第一师已经做过师部独立连的少校连长了。我们只要所担任的工作本身有意义，一时职位的高低是不必过于重视的。”

对于人类之“私”，陈诚在战火与实践中，有著修行人般的体会：“缺乏协同精神的最大原因，就是自私。保存实力是自私，功必自我观念也是自私，怕代人受过也是自私，……总之，自私害了我们的部队、社会、公私团体以至整个国家。抗战胜利后，在全面戡乱军事中，我们竟被共产党打垮，缺乏协同精神仍然是一个致命伤。看来我们不能去私，就休想争取任何胜利。”

会说故事擅讲笑话
由于多年带兵征战，陈诚坚忍刚毅的军人形象深入人心。陈诚长子陈履安说：“其实父亲不是个严肃之人，听张志中将军说，年轻时的父亲很幽默、风趣，后因任军职，必须严肃才显军威，以致大家都很怕他。后来无任何职务在身，反而跟地方人士相处甚愉，也因此了解许多民情。”

陈诚一向会说故事、讲笑话，他与民国大家胡适、傅斯年等人都相处甚欢。台大校长傅斯年曾说：“我自认谈天的本领可打80分，可辞修先生谈天的本领比我还强。”

爱护学生处理学潮
1940年，陈诚到湖北恩施重主省政，一所学校发生驱逐校长的风潮，陈诚邀学生代表前来谈话。耐心听取完学生们的报告后，陈诚笑著问学生们：“你们有多大年纪？”学生们有的说16岁，有的说17岁。陈诚又问：“你们的校长多大年纪？”学生们答约60多岁。陈诚再问：“你们的祖父多大年纪？”学生们大多说也是60多岁。

陈诚听后恳切地说：“你们校长的年纪既和你们的祖父差不多，那么，你们看看有没有孩儿驱逐祖父的事情？你们的校长如果不好，政府一定负责调换，但是你们做学生的绝不能擅自驱逐校长！你们赶快回去上课，我马上派人去看一看你们学校办理的情形。”陈诚又问：“如果你们的祖父来做你们的校长，你们忍心驱逐他吗？”年轻的学生代表们听了陈诚这番话，返回学校，不再进行驱逐校长的活动了。

1949年4月6日，台北发生“四六学潮”，台大和师范学院两校的学生，受到共产党职业学生的煽动，张贴标语殴打宪兵、警察。为使台湾不重蹈大陆覆辙，陈诚下令暂行停课，并致电正在南京立法院开会的刘真，要求其立刻来台协助处理师院的学潮风波。

4月8日省政府成立了师范学院学风整顿委员会，当晚，陈诚邀台大校长傅斯年、刘真、彭孟缉将军和其他少数有关人员开会，指示在“不流血”的原则下，清除匪谍，安定学校，力求“迅速、审慎与公平”。

刘真回忆，当时陈诚特别告诉他说：“真正的匪谍分子往往只躲在幕后操纵，很少自己出面闹事。这些被捕的学生，可能由于一时情绪的冲动，行为越轨，不一定就是共产党。你在办理甄审工作时，务必要特别慎重对待。一方面固然要嫉恶如仇，另一方面，更应该爱人如己！”

后来相关人员遵照陈诚指示，迅速完成甄审工作，学校很快恢复了正常秩序。刘真说：“四六学潮，可以说没有牺牲一个无辜的青年。但自经过辞公用这种霹雳手段处理匪谍案件以后，台湾各级学校内便很少再发现匪谍的活动了。这不仅安定了台湾的学校，拯救了台湾一般纯良的青年，而且也使当时极为动荡的社会人心，慢慢地稳定下来。”

刘真后来担任师院院长和师大校长，享“台湾师范教育之父”美誉，他制订师大校训为“诚正勤朴”。他任职期间，陈诚对学校的一切发展计划，都予以全力支持，即使在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也设法增加学生公费，改善学生生活。

建设台湾一如故乡
人最怀恋故土，为“公”之人，所到之处都会视之为故乡而兴建设。陈诚主政湖北期间，实施“二五减租”等土地改革政策；因湖北烟毒流行，又力行禁烟，在当地肃清鸦片之恶。

1948年2月，陈诚因胃疾复发，离开东北，6月在上海实施手术，因医生坚嘱易地疗养为宜，10月飞抵台北。12月，陈诚接到蒋公手令，命其接任台湾省主席。次年1月陈诚上任，几天后，蒋公下野并致电陈诚，告知其治台方略。陈诚顿感责任重大，在案头的便笺上写下：“生于斯、死于斯，离此一步即无死所，不能再存有尚可撤退之念。”

1949年，陈诚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国军和国民政府迁台，物价飞涨，台湾金融界陷入恐慌。蒋公命陈诚稳定物价，抑制通货膨胀。1949年6月15日，陈诚割断台湾与大陆在货币上的联系，推行“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此后，物价上涨趋缓。

在币制改革的同时，陈诚也推行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三七五减租”、“耕者有其田”、“公地放领”等政策，使多数农民成为自耕农，生活得到改善。加之改善农业技术，产量增加，给台湾经济发展带来助益。同时，陈诚召集地主开会，把水泥、造纸、农林和工矿4家国营公司转为民营，以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交换，鼓励地主投资工业，使地主不受损失，这些地主后来都成为了富商。

陈诚在青田的故宅位于道教小洞天石门洞附近，是浙江最著名的景区之一。石门洞外大溪一带，曲溪弯弯，滩林秀美。“巧合”的是，陈诚到台湾后，由他主持修建的石门水库，位于桃源大溪区石门村，弯曲的湖水，夹峙的青山，如故乡一般幽雅别致，也是台湾最吸引游人的风景区之一。

精诚团结合作无间
1944年，日军在海上屡战屡败，情急之下，想尽快在中国进行“大陆决战”，冈村宁次领军进逼河南。豫省地居中原，陕西屏藩西北保障西南，倘若豫陕不保，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随时都可能伺机叛乱。蒋委员长因第一战区情势危急，命陈诚担任包括：豫陕、冀察战地、鲁苏豫皖边区在内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著“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夙志，陈诚答应了下来。

7月14日，陈诚正式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副长官有胡宗南、汤恩伯、曾万钟、郭寄峤、孙蔚如等五人。陈诚回忆说：“我奉命之初，好多人都存心看笑话，觉得陈某人怎能和胡宗南、汤恩伯相处。殊不知人之相交，贵相知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其心无他，其余都好商量。”

“汤恩伯在河南的罪状，真是擢发难数，但一一根究，才知道有许多是共党冒充汤部干出来的。我调查明白之后，向河南父老为他洗刷，得到许多的谅解。关于胡宗南，有人媒孽其短，说他的部队不能打，但他的部队除第一师外，都是中央要他收编的，原来都是打我们的部队，现在不再打我们了，已然很不错，对他过于苛求是不公道的。我本著这样的了解，和胡、汤二人相处，始终合作无间，这是看笑话的人当初没有想到的。也就因此长官部的一些毛病，兵站的一些毛病，还有其他种种，都得到很大的改进。”

陈诚到台湾，历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和中国国民党副总裁。后来，有传言说他与蒋经国因争夺职位而不和，香港作家、记者卜少夫曾面
见陈诚，他回忆陈诚对他讲：“你大概也听到外面说我和经国冲突的谰言……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分辨绝无可能，从当前处境及奋斗目标来说，团结就是力量，静则安定台湾，动则反攻大陆，都需要集中举国意志，团结一切力量。”

“从总统爱护提携培植我来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忠实的干部，感恩图报，鞠躬尽瘁……从经国个人的才具与努力来说，这十几年，他的辛勤建树，值得夸耀，……清清楚楚摆在大家眼前，我只有尽量帮助他，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也是使他负更大的才能，让他发挥更大的才能，俾国家得到最大的利益。我和他还有什么可争可夺的。敌人最怕我们团结，一定要千方百计来制造我们内部纠纷，希望我们内部冲突、摩擦、矛盾、斗争……我们二人间不协调的谣言，你回到香港去，如遇到此种谈论，可以说明此乃子虚乌有。”

宝岛扶危竭尽心力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病逝。他在遗嘱中说：“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陈诚逝世后，蒋公悲恸，令张群、何应钦等元老和五院院长组成治丧委员会，按国民党最高级别发丧，并按他生前的意愿，以家乡传统的仪式，安葬在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葬礼当天，前往吊祭的民众络绎不绝，很多人跪地祭拜，扶棺送殡。

蒋公亲自到灵前献花圈，悼词真切感人垂泪：“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中国人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诚先生曾留下这样的话：“我们人人都能不怨天不尤人，痛切的反省自己，刻苦的砥砺自己，则今后反共复国的展望，实在没有稍涉悲观的理由。有一副联语说得好：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竟吞吴。有为者亦若是而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