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长歌

与国军许多名将一样，陈诚也备受共党污名，说他是“常败将军”。然而陈诚是非常会打仗的，他不仅在早期的东征、北伐、中原大战中出类拔萃，更是抗战时期的重要指挥官之一。他在第一抗战期的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第二抗战期的鄂西会战中，都展示出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杰出的军事才能。

淞沪战谏言敌梦破
日本入侵中国，基地设在东北关东基地。熟悉中国古代战史的人都知道，我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南征容易北伐难。当时若日军从北向南打，其主力可以沿平汉路、津浦路南下。如果日军再布重点在西面，就会形成中日双方南北对峙、东西展开的局面。加之中日双方战力悬殊，这样日军会逐次把国军向东南方压迫到沿海。国军在海上既无补给，海军实力又远不及日本。如果是这样，战争就结束了。

另一方面，如果日军从沿海直接入手，情形如何呢？中国沿海地带富庶，财富精华集于江南，其中尤以上海为首，近在咫尺的南京是中华民国的政治中心。京沪作为经济、政治中心，唇齿相依，若一举攻下上海、南京，将使民国经济、政治全盘崩溃，这种战略在日军看来更加便捷，也是其“三月亡华”的打算和底气所在。

正因如此，在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又在淞沪一带积极制造事端，希望尽早征服中国。八一三淞沪战役打响后，8月16日，陈诚同熊式辉奉蒋委员长之命赴上海视察。实地考察后，熊式辉报告说：“不能打。”陈诚则报告说：“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蒋委员长要陈诚加以说明，他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

陈诚所说“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是指1936年洛阳会议，国民政府所议定的“敌军入寇，利于由北向南打，而我方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战，诱敌自东而西仰攻”的战略。

成功拟定持久战大战略
1936年洛阳会议还议定了持久战、消耗战、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基本决策，以及如何制敌而不为敌所制等问题。关于最后国防线，议定应北自秦岭经豫西、鄂西、湘西以达黔、滇，以为退无可退之界限。

听完陈诚的陈词，蒋委员长接连说：“打！打！一定打！”并正式下令发动淞沪会战，贯彻洛阳会议策定的大计。为吸引日军从北方增调部队南下，特将国军七十个精华师布置在上海，否则将难以改变日军的原计划。

事态的发展确实依计而行。淞沪会战前，日军重兵布在华北，约28万人，而在上海的兵力仅为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员。在淞沪会战的3个月时间里，中日都不断向上海增兵，国军兵力最多时达75万人，日军最多时也达30万人。同时，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则减至10万多人，显然，日军已将兵力集中在华东。而日军转移作战线，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待到淞沪会战结束，日军由东向西赶赴武汉会战战场时，一个日军先头部队师长的日记写道：“皇军奉命向武汉前进，失败时日而已。”

淞沪会战中，陈诚任左翼军总司令，下辖第十九、第十五集团军。陈诚的指挥部，敌机常常来袭。原因是当时已有汉奸猖獗，泄露各种军情机密给日军。但负有使命的人都有上天的护佑，很多次日机飞来，陈诚都刚好离开，总使日机落后一步徒劳无功。

上天护佑躲过敌机轰炸
11月25日，国军撤退之际，陈诚于宣城城外鳌峰农场设营。当天下午，日机向鳌峰农场集中投弹，轰然一弹正落门首，土飞石崩，陈诚幕友毛侃、陈宝仓均负重伤，3名士兵被炸死，陈诚则全是覆满尘土。其他人惊骇之余，神色木然，陈诚安慰他们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淞沪会战中，国军精锐之师的表现可圈可点，让国际社会乃至国人感到耳目一新。当时因为军民积聚多年的抗战士气空前高涨，发生了许多可歌可泣之事。这场会战，国军打的顽强，但也牺牲壮烈。在3个多月的战事中，给政府进行物资转移、文物迁移、人口迁徙以相对够用的时间。国民政府在最大限度保护文物、文化的同时，也为日后的抗战奠定了基础。

沪战前不仅日本信心满满，认为3个月即可亡华，欧美方面也认为，中国最多抵抗6个月，但是沪战中国军表现出的英勇坚强，惊醒了日阀“速战速决”的迷梦，加之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各国从初始的观望态度中开始转变。

譬如英国路透社曾电文称：“华军在沪抵抗日军攻击之战绩，实为历史中最英勇光荣之一页。华军之忠勇抗战，当可感动参加九国公约会议之诸代表，为维护国际法起见，同取均等之坚决立场。”

在这一阶段的抗战中，陈诚的贡献不止于此。淞沪战役打响后，陈诚谒见蒋委员长时，请求速厘定战斗序列。作为高级将领，陈诚在识人、用人方面眼光独到。当时因主管部门欠缺资料，陈诚与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会商，将其所知的各方将领的历史、个性、能力等一一呈报，供当局参考。后来决定的战斗序列采用了陈诚的很多意见。

武汉会战损敌廿万
武汉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高山流水遇知音、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里，李白、岳飞等风流的汇聚之地——黄鹤楼也座落于此。武汉居全国腹心，有“九省通衢”美誉，战略地位自不必说，为兵家必争之地。抗战正式爆发以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武汉为京沪物资的重要转运站，全国最高军事指挥部也设在武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已经开始注意武汉防御，到1938年4月，共构筑三期防御工事。虽因经济限制，不能全部适应现代需求，但未雨绸缪的战略准备确实难能可贵。

1938年5月19日国军从徐州撤守，津浦路战事结束，世人都知日军下一步的攻守目标就是武汉了。

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在安庆登陆起，到10月25日国军放弃武汉止，该战役共进行了四个半月。武汉会战是抗战初期持续时间最长、地域最广阔的一次大规模会战。战场横跨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及湖北等省，水域东起鄱阳湖西至洞庭湖，延伸长江流域600公里。这场战役国军投入兵力110万，日军投入35万，并从日本调拨兵力40万，增拨军费32.5亿日元。日军拥有庞大的第三舰队、航空兵团，以三军联合作战之势袭来。

日军重兵、重金投入，所采用的战略是速战速决，以期占领中华民国最高军事指挥部所在地武汉，彻底消灭国军的战斗意志和战斗力。战前日军扬言，8月15日以前一定可以打下武汉。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领导中国第五、第九战区部队（陆军），以湖北武汉地区为中心，以“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的方针，依长江为界划为江北、江南两个战场，江北战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7月中旬～9月中旬白崇禧代理）统辖23个军（52个师）；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统辖27个军（65个师）。

日本方面由华中总司令畑俊六指挥，下辖由东久迩宫稔彦王（北面）任司令官的第二军和岗村宁次（南面）任司令官的第十一军。敌军分四路进犯。一路沿南浔路（九江至南昌铁路）南进；一路沿瑞武路（瑞昌至武宁公路）西进，迂回九战区辖内武昌；一路迳扑汉口江北方面；一路沿大别山麓，进犯五战区辖内信阳。日军第三舰队溯江而上，到处登陆窜扰。

万家岭战役国军辉煌胜利
单说陈诚任司令长官的江南战场方面。陈诚与武汉关系密切，不仅是武汉会战中的重要指挥官，还曾先后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军委会政治部长、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军政要职。

陈诚将战场由北向南分为三部分，武汉地区由武汉卫戍总部负责，配以八个师；张发奎第二兵团布于沿江沿湖区域，阻敌西上和登陆，另以主力布于瑞昌、德安及南昌附近，以侧击敌人；薛岳第一兵团布于南昌、鄱阳湖星子一带。为利用山地有利地形，陈诚在山岳地带配置强韧兵力，先后在湖口、庐山、万家岭等地给日军以重创。

7月25日，日军在陆海空协同作战下登陆九江，8月24日，陷瑞昌，后分兵南袭武宁，西犯阳新。日军另以一部由鄱阳湖登陆，8月20日陷星子。至此，第九战区方面开辟成五个战场：一为南浔路战场，二为星子庐山战场，三为瑞武路战场，四为瑞阳路战场，五为沿江岸战场。

冈村宁次得知正面张发奎第二兵团重兵防守，而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兵力薄弱，遂命106师团进击。10月1日，日军106师团抵达南浔铁路与瑞武路之间的万家岭据点附近，遭遇国军，万家岭战役爆发。由于日军不能推进，于是陆续增援，国军也捕捉到战机，派军增援。双方开足火力，发生激战。日军力渐不支，向田步苏、箭炉苏、扁担山、张古山、哔叽街等地奔逃，国军则将其各个包围，又抽调部队加入围歼，其间缠斗甚烈。10月10日，双十国庆日，日军106师团遭受重创。万家岭战役中，国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武汉会战中，日军为人诟病的施放毒气，国军既无防毒装备，又不能以毒攻毒，牺牲壮烈。武汉会战损耗日军的兵力方面，虽然各方说法不一，但近年统计出的人数呈增加趋势，有学者认为达18万（《重探抗战史（一）》，488页），国军方面认为当在20万人以上。

国军取得战略成功
历经4个月激战，10月25日，国军放弃武汉，武汉会战结束。蒋委员长于10月31日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

日军虽暂时攻占武汉，但国军主力并未被消灭。拿下一座空城，国民政府又不投降，日军战前把武汉作为最后决战、结束战事的目的没能达到，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武汉会战后，日军高层把野战部队逐次撤出中国，同时投入治安师团和警备师团，因兵力不足，补给跟不上，自此，日军再无力维持大规模攻势，“速战速决”希望破灭，只得提出“以战养战”的口号。

从国军方面看，武汉会战后，
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相持，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武汉会战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国民政府利用这段时间把军工业迁入到西南和西北地区，为战略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到武汉撤守为止，国军在第一期抗战阶段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壮烈的牺牲，数以万计的“守土有责”忠烈之魂，当永为中华子孙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