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第四章 海纳百川 教化众生
对圣皇大君而言，光有自身修炼得道的圆满，仅获当朝“无为而治”的归宿是远远不够的。太宗以金轮圣王身份，降生皇室，心系天下，普度众生：“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随梵音而俱远。”“大圣之规，无幽不察，欲使人免盖缠，家登仁寿，冥缘显应，大庇含灵。五福着于洪范，三灾终于世界。”带领当朝及身后无量众生，完成奠基人类思维工程的千秋创建，设立人类社会运作的万代标准，太宗广结圣缘，尊崇道家、扶持佛家、提擢儒家、接纳西教，其海纳百川的气概使得百业俱兴，其“贞观之治”开创盛世辉煌。盛唐文化，创建了人类的辉煌。
第一节 儒学新用
兴擢儒学
黄帝修道圆满，乘龙升天，那时尚未有“儒”，佛家亦未至中土。道家为华夏神传文化主导。那时人神同在，道德高尚，圣皇尧、舜、禹等以道治天下。
明朝戴进〈洞天问道图〉，描绘黄帝在崆峒山向广成子问道，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随着人们道德开始下滑，道治天下至周朝有了变化。周朝天国子民带来了一套治理国家、教育、信仰，甚至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各方面“礼”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周礼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通过制度形式推行至各个社会层面，加强周人血脉联系并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周礼认为“上天”只会把治理天下的“天命”交给有“德”者；一旦天子失“德”，就会失去上天庇佑。因此，君临天下的君王必须“以德配天”。
《宋人画历代琴式图册‧黄帝之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此即孔子所景仰之“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化。及至周室道衰，纪纲散乱，褒贬失实，孔子乃述《易》道而删《诗》、《书》，修《春秋》而正《雅》、《颂》。这是孔子在历史上的业绩。孔子办学，后人称“万世师表”。“自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圣人之至德丧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隋书》卷三十二《志第二十七》）这里分清了孔子的“哲人”身份和先皇圣君的“圣人之至德，先王之要道”之别。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若无先王之要道，孔子何以附焉？然他的“为政以德”又把周代的“以德配天”从“天”降到“人”。
孔子从周礼，实际排斥了“道”在中华文化中的奠基地位。周礼规定了成千上万“礼”条，于是有了“儒”的官职。儒，指儒家；旧时也指读书人。《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汉时说，儒是司徒之官，还曾出现在“优、倡、侏、儒”（《史记‧孔子世家》）之列。“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言神迹，不言神，孔儒如何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唐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拓本。（公有领域）
太宗即位之初表明：“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贞观政要‧慎所好第二十一》）“尧舜之道”与“周孔之教”，一“道”，一“教”，内实外形，高下分明。若无鸟无鱼，则“翼”、“水”何为？除了尧舜的中华文化道统之外，任何后世之“家”自诩为“道统”，莫不是无鸟之翼、无鱼之水，有形无实。把先圣尧舜之道，套入孔儒之教，实在是史上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宇宙塞入鸡蛋之妄为。
从史实看，当时的儒学，是泛指文化人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孔儒思想承传者。“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太宗即位不久，便精心挑选天下文儒，保留他们现任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享用的精美膳食，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太宗上朝听政间隙时间，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后来，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贞观政要》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太宗实施“贞观之治”，并非热衷“周礼”。“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颜子为先师，两边俎豆干戚之容，始备于兹矣。是岁大收天下儒士，赐帛给传，令诣京师，擢以不次，布在廊庙者甚众。学生通一大经以上，咸得署吏。国学增筑学舍四百余间，国子、太学、四门、广文亦增置生员，其书、算各置博士、学生，以备众艺。太宗又数幸国学，令祭酒、司业、博士讲论，毕，各赐以束帛。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
“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太宗建立并完善了培养官吏之正规教育体制。
唐无废业
《隋书》称“儒者，所谓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儒者”，与“法者”、“农者”、“兵者”、“医方者”一样，不过是社会百业之一。用今天的白话，就是学校的老师。儒者之责任是帮助“人君”传播“圣人之教”于被教化者。其中有着书立说的，也即“编教材”者。儒者之职能是将“圣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圣人”或“圣人之教”的创造者。不得要领者，还会失了圣人之教本义，误人子弟，正如，“俗儒为之，不顾其本”，“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
相比之下，《隋书》对“道者”、“佛者”的说法大为不同，与“儒者”不是一类：“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
那么，什么是儒者所应该宣明的“圣人之教”呢？就是中华圣皇明君所开创、倡导、整理，从尧、舜、禹开始传递下来的正统文化。春秋时代，孔子编辑了“六经”作私塾教本。后来，更由几位中华圣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亲自主持收集、编辑，越来越规范了正统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归正中华文化，教化众生。
唐朝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局部）中表现的大唐威仪，是中华文明在颠峰时期永不磨灭的记忆。（公有领域）
太宗之朝无废人。各种各样不同个性和优缺点的人，在太宗治下各得其所，得以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共同成就辉煌。
太宗之朝亦无废学、无废业。百家百业，其天赋的社会使命、功用特点，昭告清楚，在太宗治下各承天命、各司其职，共同造就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