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画像，绢本设色，北京故宫南薰殿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共领域）
玄武除孽

若太宗果真想夺位，何时不触手可及？时值生命攸关，太宗仍叹息：“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倘有他路，绝不择此。

太宗犹豫不决，众府僚意见一致：“齐王不甘太子之下，谋乱还未成功，已有除掉太子之心。齐王贪得无厌，心狠手毒，没有做不出之事。如此二人得志，恐天下不再属唐！”

“安社稷”之必须：

* 建成、元吉不容太宗，连避让洛阳、永不与争都不允，欲置死地而后快。
* 太宗若亡，元吉必杀建成而自立。
* 元吉小人，无德无能，且嫉贤妒能，国政必乱。
* 诸侯征战方息，国土凋敝，民生艰难，外族虎视。
* 适逢突厥数万骑兵驻黄河以南，包围乌城，若朝中无人，唐朝危在旦夕。
* 天下烽烟再起，万民涂炭。
* 武能定国，开创盛世天朝，舍太宗其谁？

众劝太宗：“大王，虞舜是什么样人？”太宗：“智慧深邃，才华横溢，温和谦恭，公正诚实，当儿子孝顺，做君主圣明。”众人：“假如舜帝疏通水井时没有躲过父亲与弟弟填土之毒手，便化为井中泥土；假如他涂饰粮仓时没有逃过父亲和弟弟放火之毒手，便化为粮仓上灰烬，怎能成为圣君，让自己恩泽遍及天下，法度流传后世？舜帝遭父亲小棒笞打便忍受，而遭大棍笞打便逃走，是因为舜帝心里所想皆是大事啊！”

“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经一再忍让，至此忍无可忍之境地，太宗决定随天意而动，威严出手，不束手待毙。此为大义。

武德九年六月初一丁巳日（626年6月29日），太白金星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六月初三己未日（626年7月1日），太白金星再次白日现于正南方午位。古人知道这是“皇权变更”征兆。傅奕密奏高祖：“太白见秦分，秦王当有天下。”高祖将密奏给太宗看。太宗报告建成、元吉淫乱后宫，且曰：“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敌人报仇。臣今枉死，魂归地下，耻见诸贼！”高祖妃子张婕妤窃知太宗表意，驰语建成。建成召元吉谋之，元吉曰：“宜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曰：“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自问消息。”（《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

                                                                                           尉迟恭，字敬德。（绘图：王双宽／大纪元）

秦叔宝（绘图：王双宽／大纪元）

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626年7月2日），建成、元吉一早就派四五百兵士埋伏于玄武门。太宗叫长孙无忌和尉迟恭带一支精兵随行。太宗一行人来到，元吉先张弓搭箭射向太宗，未中。建成、元吉两人朝太宗射了三箭，太宗早有防备，身穿铠甲而来，未被射伤。混乱中，秦琼还射一箭，建成毙命。元吉见状想逃，被尉迟敬德一箭射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之“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激战平定后，宰相萧瑀等对高祖说：“建成、元吉无甚功劳，两人妒忌秦王，施用奸计。现在秦王已把他们消灭，这是好事。陛下当把国事交给秦王。”高祖说：“这正是我素来心愿。”太宗伏在高祖胸前，大哭良久。

史书记载

“皇太子建成，地居嫡长，属当储贰，处以少阳，冀克负荷。遂昵近群小，听受邪谋，蔑弃君亲，离阻骨肉，密图悖逆，潜为枭獍。司徒齐王元吉，寄深盘石，任惟翰屏，宠树既厚，职位非轻。背违天经，协同元恶，助成隐慝，递相驱扇，丑心逆迹，一旦尽彰。惟彼二凶，罪穷数稔，祸不旋踵，用取屠戮。”（《全唐文》第一部卷一，高祖《诛建成元吉大赦诏》）

“舜不能仁四罪，尧不能训丹朱，斯前志也。当神尧任谗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顾分崩，变故之兴，间不容发，方惧‘毁巢’之祸，宁虞‘尺布’之谣？”（《旧唐书‧太宗本纪》）

“昌、发启国，一门三圣。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诛，成、康道正。贞观之风，到今歌咏。”（《旧唐书‧太宗本纪‧赞》）

“建成残忍，岂主鬯之才；元吉凶狂，有覆巢之迹。若非世民逆取顺守，积德累功，何以致三百年之延洪、二十帝之纂嗣？或坚持小节，必亏大猷，欲比秦二世、隋炀帝，亦不及矣。”（《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

“建成、元吉，实为二凶。中外交构，人神不容。用晦而明，殷忧启圣。运属文皇，功成守正。善恶既分，社稷乃定。”（《旧唐书‧高祖二十二子传‧赞》）

“古公舍长泰伯，立季历为太子；文王舍长伯邑考，立武王为太子。非邪？若以贤也，大贤亦莫如太宗大功大德，格于天地，不俟古公、文王之明智，虽甚愚至下之人，亦知其当有天下。高祖惑于内不察也，老耄荒悖，可胜言哉！予故具列建成、元吉谋害太宗之事，以见太宗之计出于亡聊，实与天下诛之，比周公诛管、蔡之义，甚直不愧也。”（《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著）

创世主既安排大唐盛世为五千年中华文化之顶峰，自有安世镇邪灭乱之巨力以成。

房玄龄。（公有领域）

“直书其事”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房玄龄曰：“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世民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太宗见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侍中魏徵奏曰：“臣闻人主位居尊极，无所忌惮。惟有国史，用为惩恶劝善，书不以实，后嗣何观？陛下今遣史官正其辞，雅合至公之道。”（《贞观政要》卷七《论文史》）

“玄武门其事”本是一桩彪炳千秋的大好事。“安社稷，利万民”，太宗之言，义薄云天，掷地有声；史官执笔，堂堂正正，何烦有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