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 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下面是三个警察的故事，如何对待被迫害的人群，留给人深刻的启示。

匈牙利警察阿帕达•贝拉

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境，首次让民众到奥地利参加“泛欧野餐”。这天还不到下午3点边境上就挤满了人，但大部份都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前来度假的东德人。他们把车停在路边，只提着少量的食物，拖家带口的冲向边境的铁丝网。其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进入奥地利然后到西德，再也不回来了。

因此，还没等匈牙利的警察完全打开边界的水泥栅栏，男女老少的人潮就把铁丝网冲开了一个口子。路边的小车排起了长龙，没有人惦记它们和车中的行李。什么都不要了，只要早一点踏上自由的土地。摄影镜头为当年的人潮留下了永久的定格：人们摩肩接踵的从狭窄的边境栅栏通过，黑白照片的右侧，人群把两个身穿白色制服的匈牙利警察挤到了铁丝网前。但他们无动于衷，低着头往地上看，对人潮视而不见，嘴角似乎还露着笑意。

两名警察中的前面那个叫阿帕达•贝拉（Arpad Bella），是当时的值班警官，带着手下5名警察正当班。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他的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600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开始的时候，贝拉受到了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随着那幅历史性的照片的广泛流传，他成了德国家喻户晓的英雄。

一个德国秘密警察

电影《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德国，该片荣获79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影片讲述东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在红色恐怖之下同朋友一起发表了一篇文章，唤醒了民众。

这个爱国作家所不知道的是，他一直受到国家安全局的全面监听。而监听他的特工被他和他的朋友的热情感动，隐瞒了他们写作和发表的计划，并为此被关在地下室干糊信封的活儿4年多。柏林墙倒塌后，作家才惊讶地得知自己家里布满了窃听器，他终于明白了几年之前是谁保护了自己。

电影的结尾是：又过了两年，一个邮差（即前特工）在大街上挨家送信。经过书店，他被一个大大的海报吸引了——是那个作家的新书。他走进书店，捧起书，打开扉页，上面写着：此书只献给×××（特工当年的代号）。付款时，书店的店员问书是不是送人的，要不要包装。特工说：不用包装了，这本书是给我的！

柏林墙守卫因格•亨里奇

1992年2月，柏林墙倒塌两年后，守墙卫兵因格•亨里奇受到审判。在柏林墙倒塌前，他射杀了企图翻墙而过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

在后来的审判中，亨里奇的律师辩称他仅为执行命令，别无选择，罪不在己。然而法官并不这么认为，审判时严正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力，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无辜平民被判刑，且不予假释。

“亨里奇案”作为“最高良知准则”的案例，早已广为传扬。“抬高一厘米”是人类面对恶政时的抵抗与自救，是“人类良知出现的一刹那”。这一厘米，可以让人类海阔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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