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习近平、王岐山联手反腐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肃清xx余毒”开始成为一种风向，例如在军中“肃清郭、徐余毒”，在重庆“肃清薄、王余毒”等。在2014年已落马、2016年6月被提起公诉，但至今仍未出庭的前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日前也借此风再次出现在中共官媒上。而外界关注的，当然是官方重提“武长顺余毒”所暗示的背后“毒源”。

官媒《天津日报》上周六（3月25日）用整版刊登了中共天津市委对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党委专项巡视的意见反馈，其中之一是“肃清武长顺流毒和影响不彻底，政治生态未修复”，另外还有“中共中央三令五申的‘八项规定精神’等要求，至今没有严格落实，顶风违纪问题还大量存在”、“拉帮结派，搞小圈子问题不绝”等等。

作为中共十八大后的天津“首虎”，武长顺的落马曾给当地官场带来相当的震动。据国内媒体，因此案牵出的“仅天津市公安系统给武长顺行贿者就有23名”，到2016年，中共中央第十轮巡视“回头看”中，又“对涉及武长顺案的108人进行逐人排查，共涉及12名行贿买官人员，分别进行了问责处理”。尽管这样，最近的这次对天津市公安系统的反馈仍认为“肃清武长顺流毒和影响不彻底，政治生态未修复”，显见武案之复杂。外界也注意到，中共最高检对武长顺的指控包括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单位行贿、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六宗罪”，中共十八大至今，他是唯一一个被控“六宗罪”的“老虎”。

现年63岁的武长顺曾在天津市政法系统任职40余年，历任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中共公安局党委书记、中共天津市政法委副书记、中共天津市政协副主席等。他与曾主掌中共政法系的江泽民派系核心成员、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间的关系已不是秘密。

2006年被判死缓的原中共天津市检察长、市政法委副书记李宝金，和2007年被调查期间“自杀”身亡的原中共天津政协主席、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宋平顺都曾是武长顺的上司。

武也曾因涉入这两起案件被有关部门调查。但时任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以保障北京奥运安全为由加以庇护，令武免于被查处。到2014年7月20日，武长顺落马。几天之后，7月29日，中共中纪委宣布对周永康立案调查。

但在周永康一案了结一年之后，2016年6月，中共最高检在处理武长顺一案时，仍要指定河北省检察院侦查终结，却送到郑州检察院审查起诉，而且案件至今仍未开庭，可见武长顺背后不止周永康一人。

官媒《法制晚报》微信公众号“观海内参”在2016年报道中共天津副市长尹海林落马的消息时，曾引述天津房地产业界人士透露，江泽民的亲信、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亲信赵少麟之子赵晋与武长顺关系密切，并有合作。也有多家媒体报道，武长顺与赵晋关系不错，武长顺还帮赵晋摆平了一些事情。

因此有分析认为，已在“反腐”中转投习近平的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要求肃清武长顺余毒，意在张高丽，也是在为自己寻找“投名状”。

天津是张高丽的老巢。张高丽在1999年以后凭借迫害法轮功、讨好江泽民实现仕途跳跃，2007年3月至2012年12月间曾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张高丽曾任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领导小组组长，滨海新区被视为张高丽主政天津时的主要“政绩”。而在2015年8月12日发生的天津滨海区大爆炸曾被指是江派针对习近平发动的一次政变行动。涉事的瑞海国际据传由张高丽亲家在背后操控。

港媒《超讯》月刊2月曾报道，在去年12月底由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张高丽“自我检查”时承认在原担任职务期间存在失职、渎职问题；在担任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天津市委书记期间留下烂班底；对山东、天津官场腐败和天津不良债务导致财政破产问题，均负有责任。

在前中共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去年9月落马后，政论人士谢天奇曾表示，自去年北戴河会议至今，习阵营要对张高丽，以及张德江、刘云山等江派现任常委动手的信号越来越强烈，秒“杀”黄兴国就是要锁定张高丽。习近平在3月的中共两会上确立“核心”地位后，在部署十九大高层人事战的过程中，非常可能将张德江、刘云山、张高丽“一锅端”。

在前述中共天津市委对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党委的反馈中，同样提到了要“肃清黄兴国的余毒”。

武长顺因迫害法轮功被“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调查。轰动国际的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上访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导火索，而之前天津市公安局对当地法轮功学员的暴力抓捕则是“4.25”事件的真正起因。当时，武长顺任中共天津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任局长的正是前述在受审期间“自杀”身亡的宋平顺。

中共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在回答国内媒体质疑时说，武案“案情比较复杂一些，所以开审前的准备工作用的时间较长，预计2017年上半年开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