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层知情人士对大纪元透露,在习近平的“十九大”布署中,将逐步取消市、乡两级,变成国际通行的三级“小政府、大社会”机构。被取消的市和乡公务人员将被解散辞退或重组。
按照宪法,中共政府行政分为中央、省、县、乡四级,不过随着时间的演变,目前实际是五级管理:中央、省、市、县、乡。中共官方早在2008年就有分析报导,2012年官媒也强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关行政体制改革的问题,但最终这一理念的落实,还得等到习近平成为习核心之后,“十九大”后才能真正实施。
原有的三级是如何增加两级的
目前大陆实施的五级政府机构为:一、国务院(中央政府);二、省政府(同级:直辖市政府、民族自治区政府);三、地区级市政府(同级:地区行政公署、州);四、县政府(同级:县级市政府、县级区政府);五、乡政府(同级:镇政府)。一般的国家通行的是:中央、省、县三级,中国古代也是三级官方管理,外加城市的行会自治和农村的乡镇民间自治。
2008年5月9日官媒文章〈减少行政层级与形成三级政府架构〉回顾了乡级和地区或地级市级这两级是何时添加出来的。“1958年以后,成立人民公社,成为政社合一的组织,但是没有相应的人大,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一级政权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撤销人民公社改为乡镇一级政府。
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以城市为中心发展经济,实行市管县体制,派出的地区机构纷纷改市……基本形成了中央、省、地级市、县、乡这样的五层政权体制。”
五级管理的弊端严重
文章说,政府本应是正义和公正的组织形式,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当一个政府的管理成本相当昂贵,效率十分低下,并且不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甚至损害公民的利益时,这样的政府有违它存在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准则,就需要改革。”
文章说,五级结构“使政权各项事务运作的时间加长五分之二,甚至更长……中央传达给省,省传达给地级市,市传达给县,县再传达给乡镇,由乡镇去贯彻落实……审批、许可等等公务履行层次增多,由于每一个层次中有若干个周转环节,周转时间也更加长。”
在逐级传达中,不光速度变慢,“信息量损失和信息失真的概率加大。一些成绩可能被夸大,一些事件可能被隐瞒,一些真相被掩盖。”而且,五级运转的成本和机会成本大大上升,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同时,五级政权体制自我膨胀、自制程序,增加了消耗,摩擦不断,并要支付协调成本。
文章还说,乡镇一级政权直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中国古代没有乡镇这一级政权,“现在中国的乡镇农民每人需要负担的党务、人大、行政等干部,加上七站八所,平均约为100人,4万个乡镇,农民需要负担的乡镇各类干部约为400万人。
从抽样调查的情况来看,村里还有农民需要负担的农村准干部,每个村平均为十人,全国60多万个村,农民需要负担600万人,乡村两级共计需要负担1000万人。每人平均消耗以1万元计,仅乡村两级各类干部,农民就需要负担1000亿元。这些人员,财政负担的不到5%。95%的费用,通过向农民收取各类费项、各类罚款、各类摊派筹集。”
小政府、大社会的三级管理体制
文章最后提到“三级政权体制的改革方向”:“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相近,实行州―市二级与州―县―镇三级共存制;印度实行邦―县―区三级制;日本为都、道、府、县―市、町、村二级制。目前,中国已成为行政层级最多的国家,需要向扁平化过渡。”
作者说,有必要积极推进“乡财县管”,减少乡镇财政层级,进而修宪减少政府层级,把乡镇政府变成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还可以考虑在省以下实行市、县财政同级,即实行财政的“省管县”体制,把地区一级政府虚化。
文章还提到,增设直辖市,以推进省管县的实施。
增设直辖市 推动五级变三级
2013年12月,中共行政改革专家汪玉凯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再次在大陆媒体上高调提出要推动政府五级变三级。
官方报导中提到他因提出加快省直管县改革的五条建议而为业内典范,2013年初主持《中国特色官邸制课题》研究,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探索实行官邸制”。海外媒体报导他最多的,还是他提出习近平应该搞总统制。
随着三中全会决议提出,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中国五级政府体系向国际通行的三级政府体系转变的改革已迫在眉睫。汪玉凯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应该通过添加直辖市将中国的省级行政单位增加至40个,为行政上推进省直管县创造条件;并虚化乡镇这级政府,将其变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从而形成三级政府体系。
自1980年代以来,中共共进行了7轮政府改革,但无一例外都是横向的政府机构改革,而没有在纵向上进行精简政府层级的改革,不精简层级,难以根治“跑部钱进”。目前国务院还有25个组成部委——而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17个。未来,可以考虑进一步集成组建大农业、大文化、大社保部门。此外市场监管机构如工商质检、食药监管总局、地税、国税,也可以考虑合并。
如果纵向五级政府不进行集成,很难创建起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政府结构纵向不扁平化,上级政府对下级约束性很强,所以,市管县体制必须改掉。
文章提到,增设直辖市以推进行政省直管县,建议把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都改为直辖市,这样像辽宁、山东、广东这样的人口大省就大大减少了。“只要把现在31个省级行政单位增加到将近40个,省直管县的条件就越来越具备。”
省直管县 县长、县委书记同一人
对于乡镇应变成县级政府派出机构,取消乡镇一级管理机构后,县长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汪玉凯建议推行“书记县长一人兼任制”:“省直管县以后,应该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兼任制:党内选书记,行政选县长,两条线选出一个人。即上级党委推荐4个党委书记候选人,让党员选三个,这三人再到人代会上竞选县长,谁竞选上县长,谁就是党委书记。这样,县委书记受到党内纪委和人大两条线监督。”
从道理的角度看,中国应该走这条路,把政府机构回复到古代的三级结构,用“小政府、大社会”的方式,做到最高效的管理。此前汪洋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时,就在搞这方面的试点,不过阻力很大。最明显的就是将被撤销的地区市级和乡镇一级,数千万人的铁饭碗一下没了,若安置不好,他们就会从中阻挠、闹事。
不过既然习当局要搞行政改革,这些拦路虎就得清除。从最近基层换届来看,习近平非常重视县委书记这一级的官员,称他们是“第一线”,还评选了全国百名优秀县委书记,那些新近被提拔上来的官员,很多都有县委书记这样的经历。
由此看来,撤销地市和乡镇一级政府机构,也就是习“十九大”后的一件必行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