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白
我的大姨父，是个农民。和中国无数普普通通的农民一样，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在他的心里，没有甚么比土地更重要。为了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宁愿拿命去换。当年，像他这样的农民，有很多。可用命换来的土地梦，并不真实。

前不久，听闻大姨父家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再是农村，全盖起了楼房。忽然就觉得有些悲凉。我出生后几个月，就被送到农村的大姨家寄养。我的童年、少年都是在那个美丽的乡村度过，碧蓝的天空，悠远的白云，翠绿的田野，清澈的小河，一直是我最美的回忆。

当记忆中熟悉的土地变成水泥森林时，我想起去世四十多年的大姨父，想起他曾经渴望的土地梦。大姨父年轻时给人家当长工。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拥有几亩属于自己的土地，也做一回「地主」。他说只有站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心里才是踏实的。

这个世界总有太多的偶然。1948年，大姨父碰到一位老乡，愁眉苦脸的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打过长江了，征民工上前线，他家的独生子也在被征的名单中。如果有谁能替他儿子去，他愿意把家里的五亩地连同快要成熟的一茬麦子，全部送给那个人。

大姨父一听，当即接下了人家的话，说愿意替那家儿子上战场，五亩地以后就是他的。他与那家签下了生死契约，以五亩地作为交换条件，无论他在战场上是死是活，各不相干。

后来姨父活着回到了乡下，在他的五亩地边上盖起了住宅，尽管周围没有一户人家，只有他孤零零的三间草房，但并不影响他的快乐。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围着他的地转几圈，呵呵的乐一回。

然而，大姨父的「地主梦」没做几年就破灭了。从1953 年开始，农业合作化浪潮席卷全国。到1958年，中共成立人民公社，将所有私人土地全部收归集体，大姨父用命换来的五亩地再也不是他的了。

当然，失去土地的，并不只有大姨父，还有那些在新政权成立初期，刚刚拿到土地证和浮财的贫雇农和无业游民们。之前的一刻，捧著红彤彤的土地「大契」，他们几乎真的相信自己翻身做了主人，他们欢欣鼓舞地走进了新时代。

但是，喧天的锣鼓声尤在耳，从互助组到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变戏法一样，他们手上的土地和浮财转眼就成了国家的，连自家养的牛羊猪、鸡鸭鹅，甚至水缸饭锅、耕田的犁头都被「公有制」，归人民公社了。欢呼翻身的农民，最终落得两手空空。

更让几亿农民没有想到的是，与土地同时失去的，还有他们的自由。以血统为依据的户籍制度，把农民死死地圈在了农村。农民不能流动，临时出门探亲都必须到政府开介绍信，擅自流动，就属于「盲流」，抓到了要受到惩处。

农民不得从事集体经济以外的任何经济活动，打零工挣钱是地下黑包工，要抓起来。采集点山货去卖是投机倒把，要判刑。自己家养鸡养鸭，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个人任何维持生计的努力都被禁止，穷死、饿死也不能离开被圈定的那块地方。

1959年，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19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7,500亿斤，成为世界第一大产粮国。其实实际产量只有4,000亿斤。产量是虚的，征购可是实的，农民的口粮和下一年的种子也被征走了，农民不愿交，就搞反右倾、反瞒产、反私分，抓人、关人、打人。

没有了口粮，没有了种子，一场人为制造的，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开始了，亿万农民被绑架在他们流血流汗的土地上，就像被困在一条弹尽粮绝的危船上，不能逃生，不能反抗，只能等死。

勉强挨过饥荒的大姨父病了，他拒绝去治，其实是没钱去治。随着病势一天天沉重，大姨父也越发的沉默，他每天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凝望着眼前这片曾经属于过他的土地。那条他养了很久，曾经跟着他巡田看瓜的大黄狗，匍匐在他的脚边，听着主人最后的叹息。

没过多久，大姨父就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大姨将他葬在了家门前的那片土地上。也许，他可以在另一个世界里完成他的「地主梦」。因为那个世界，大概没有共产风。

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博士，在北平大学、四川大学等校农学院担任过教授及院长的董时进，曾对大规模搞农村集体化运动提出过尖锐的批评：「这种制度，完全是回复到封建和农奴制度，绝不是甚么农民合作，扩大经营，提高效率的意思。我一向以为这个办法是要不得的，害处很大的。我预料将来惹出许多乱子，杀死及饿死许多人之后，终究还是要作罢的。我不懂共产党的先生们，和高唱集体农场入云的先生们，何以如此胆大⋯⋯竟敢把这关系国家命脉和几万万人民生活的农业经营制度，拿来当试验品！」
 
董先生不是预言家，却预言了中国几亿农民的命运。在杀死、饿死几千万人之后，人民公社于1984年被宣布解散。但土地，却最终没有回到农民的手中。 而现在，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城镇化运动，越来越多的农民被迫离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等待他们的，又将会是怎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