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居民、人大硕士生雷洋之死给中产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雷洋是典型的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并且一直与中共关系良好，他的突然死亡，触动了很多中国人心中的恐惧。“明天我会不会遇到和他一样的事情？”中共治下的这种极度不安全感，开始在大陆网络发酵。

有评论认为，从大批知识分子为雷洋发声来看，这是大陆知识分子和专制力量在网络上的一场公开较量。同时习近平还在清洗公安，回应大陆人关心的问题。

大陆知识分子罕见集体发声

5月7日雷洋离奇死亡后，雷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1988级和1977、1978级、1992级的部分校友先后发出联名公开信，质疑北京警察办案部门并谴责官方媒体的不专业、不公正的行为，要求请第三方出面进行公正调查。

今年5月11日，人大1988级部分校友公开信中说：“回放雷洋意外身亡的整个过程，已经不像意外，更像是一次以普通人、以城市中产阶级为对象、随机狩猎的恶行！而且，这种恶行可能每天都在发生，却湮没无闻。因为，无论雷洋嫖娼与否（何况区区200元在一个足疗店能做什么？）他都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使他如我们普通人等一样，存在道德瑕疵，也罪不至死；即使他不满强制处置，可能妨碍公务，未经审判也不应当被就地处决！”

公开信最后表示，雷洋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并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洋死因的独立、公正调查，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权利和城市秩序。”

5月12日，人大77级、78级上百校友联署声明表达了对现在治安状况的普遍担忧，并希望公民们及子孙后代“未来能生活在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真正的法治社会，一个充满阳光而不是几乎所有公民普遍存在安全焦虑感的环境里。”

1992级部分校友的声明，则道出了雷洋事件持续热度不减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呼吁不仅是为了逝者雷洋，为了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也是为了执法者本身和各级公务人员，今天光环加身，明天会不会沦为阶下囚？在生命的天平上，未经正当程序，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不容强权践踏。如果我们的执法机关不能尊重生命，不能程序正义，谁能保证下一个不轮到自己。如果公权力存在滥用现象而得不到制止，当程序正义被漠视甚至践踏而得不到纠正，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将无法保证，人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人成为受害者。”

13日，自由亚洲评论员胡少江发表评论文章《中国知识分子与专制力量一场较量》。

胡少江在文中表示，雷洋事件的发展表明，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对警察的为所欲为已经忍无可忍，他们对自身安全的担心，对中国司法公正的诉求已经战胜了这个政府强加在他们头上的恐惧。

胡少江认为，“雷洋之死触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专制力量在网络上的一场公开较量。面对中国强大而且蛮横的警察部门，长期对中国政治弊端保持缄默的知识分子这一次勇敢地站了出来！这是一场至今仍然局限在网络上的较量，但是它却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强烈冲击中国现有的政治生态的战斗。”

习近平破中共惯例  召开与知识分子有关的会议

此前习近平刚召开了一个与知识分子有关的会议。

4月26日，习近平在安徽调研期间召开座谈会，同来自安徽省和全国各地的70多名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要求中共党政官员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要有“天下为公、担当道义”的情怀。

习近平还称“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要积极采纳；即使一些意见和批评有偏差，甚至不正确，也要多一些包容、多一些宽容……”。

大陆最高领导人在会议上公开论及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共历史上较为罕见。

1949年建政后，中共在其所谓宪法第一条提及其体制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里面并没有知识分子的明确地位。后来又补充了“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说法。

毛掌权时期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邓掌权时期虽然开始纠正毛的做法，但是1989年的“六四”又使得邓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激化。

江泽民掌权时期提出的所谓“三个代表”，刻意淡化大陆的阶层差别。胡锦涛掌权强调所谓“和谐社会”，对知识分子不做刻意的区分。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这次大陆的知识分子能够第一次集体站出来发声，也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在之前开了这个会议，打下了伏笔。

大陆中产阶层的忧虑

雷洋之死给公众带来的冲击与恐惧前所未有。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蔡慎坤5月12日撰写《谁知道灾祸何时临到自己头上？》一文。他在文中说：“……谁也不知道灾祸何时临到自己头上”，“在一个没有尊严、没有人权的社会，每个人的生命都如同草芥！谁也无法预知自己在嫖娼或没有嫖娼的情况下，会不会被警察塞进通往死亡的面包车。”

15日，法律学者守鱼在东网发表评论文章指，“雷洋的死，有些方面引发了社会的情绪，而且还是不同的社会情绪。”

他写道:“第一个最直接的苦闷，当然还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自傲为社会中坚的天之骄子们，进入了一个貌似国家单位的地方工作，竟然能在首都里被警察轻易的打死。这种同一社会阶层感同身受的恐慌，远超过了其他长期被欺凌的社会阶层带来的震撼。这些关注雷洋的人，或许知道或许不知道国内的罪恶洪水滔天，底层民众苦不堪言。但这个他们并不能真心为之骄傲的社会制度竟然威胁到了一个主流人群的生命，对集体情绪而言迅速超越了道德层面的谴责。”

有大陆网民在网络上发帖说：“其实，对于雷洋这种人，像我们这种关心政治的人是鄙视的，因为，打开雷洋的微信朋友圈，你会发现，他只会歌功颂德，从不关心政治，从不发所谓的“负面新闻”，从不关心民生，从不对丑陋的社会现象进行揭露和鞭挞。”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在中国社会，实际上雷洋代表了一个群体，他们有体面的工作与生活，衣食无虞，从不谴责中共对民众的迫害，也从不公开发表反中共的言论。

公安遭到大清洗 习近平或还有动作

大陆公安系统暴力执法事件频发，最高当局也开始关注，并试图出面平息公众的愤怒。

《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称，中共警方暴力执法问题非常普遍，民众并将中共公安人员称为“土匪”，“这个国家没有警察，只有穿着制服的强盗”。

5月20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深改小组）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披露公安在所谓规范化、专业化等方面都有问题，没有公信力等，尤其暗示公安在民众中没有“社会公平正义”。

与此同时，公安部高层被大洗牌。

2013年初的7名副部长中，目前只有黄明、孟宏伟、陈智敏3人仍在任，而原来的正部级副部长李东生因涉周永康案，已落马受查，并被以受贿罪名判监15年，另一名正部级的常务副部长杨焕宁，被突然调任安监总局局长，受贬意味明显；另一名副部长刘金国则出任中纪委副书记，还有一名副部长张新枫则在调任上合组织反恐机构执委会主任后已退休。

两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傅政华和王小洪则先后升任公安部副部长。另一名新晋副部长孟庆丰则曾在浙江省公安厅工作过。

另一个重要的变动是，习近平当局抓捕了现任河北政法委书记、前公安部“6.10”系统的头目张越。

今年以来大陆6省份公安厅（局）长出现变动。

时事评论员周晓辉表示，当局是否给江泽民、周永康时期加剧并延续至今的滥用执法权、普遍实施暴力的警察们以警示，是否可以避免下一个雷洋的出现，才是至关重要的，这样雷洋也不白死。

时事评论员石久天说，习近平对公安的系列动作，可能也是在回应大陆人对自身处境的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