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读法律的第一年暑假，我跑到附近一家法律援助中心去做实习。那家法律援助中心免费为低收入者提供法律服务，做得最多的就是移民相关的事情。
指导律师是位矮胖的中年女性。她一见了我的中国面孔和胸牌上的中国名字，立刻眼睛一亮：“你会不会讲中文？” 我表示会啊会啊，她喜出望外：“太好了，我们正需要你帮忙。” 她立刻去旁边柜子里翻找卷宗，然后拖了一摞厚厚的案子放在我面前。
“Inter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她说了这个让我感到陌生的词。我赶紧查了一下，国际人口贩运。
我原本没有想到，在废止了奴隶制百年后，在美国的土地上竟还有这样的罪行。我也更加没有想到，这个罪行的受害者，竟有很多是来自中国沿海乡村的未成年女孩。
在援助中心工作的第一周，我恶补了很多移民法相关的知识。第二周，一个中国女孩子就坐在了我的面前，圆脸，扎马尾，有些怯怯的。她只有十七岁，来自福建的一个乡村。她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
她不是独生女，家里还有个弟弟。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有蛇头上门来找她父母，说：“女孩子读书也没有用，干嘛不送她去美国打工呢？在美国打工赚钱啊，你想，在中国赚人民币，在美国赚美元！以后你家儿子读书娶媳妇都要钱，让女儿出国赚钱以后好贴补家里啊！”父母显然动了心。她所在的那个乡村，去海外打工的人不少。确实有人往家里寄美元，盖新楼，喜气洋洋。
“那……送去美国得花多少钱？”
蛇头回答：“我们收手续费十万美金，就算六十万人民币。不过你们放心，这笔钱不用你们出。我们把你家姑娘带出去，姑娘打工就先给我们还钱，美国打工赚得多呀，三四年就还清了，之后就能往家寄钱啦！”
父母俩人犹豫了几天，最终拍板：这条路子划算！就让女儿去！
姑娘很恐慌，她害怕漂洋过海，害怕将要去语言不通的异乡。然而父母的决定无法违逆，她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孩一起跟着蛇头去了美国。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先从北京飞到危地马拉，然后去墨西哥，再从墨西哥徒步跨越美国边境。“我从来没有走过那么长的路。” 她说。
身边的蛇头换了好几波人，最初还是满脸堆笑的乡亲，转了几手之后，身边就变成了模样凶狠的陌生人，洗衣煮饭这样的劳务自然都落在了姑娘们的头上。她说，途中曾经被一个蛇头在身上乱摸，还见过那蛇头把另一个姑娘拉进了他的房间。在房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个女孩没说，也没有人问。
终于到达了美国的土地，姑娘被安排进一个餐馆的后厨，每天从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十点，周末甚至会工作到凌晨。下班后工人们就集体去“宿舍”休息：一间公寓里住了十五个人，摆满了床，没有什么别的落脚处。劳累了一天的姑娘们简单洗漱，倒头就睡，第二天清晨再集体起床，回到餐馆的后厨。工作、吃饭、工作、睡觉，周而复始，微薄的工钱都交给了蛇头还债。她们没别的事情可做，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日复一日，就算绝望也不能停止劳作：毕竟她身上还背着重重的债务，不知哪年才能还清。
警察闯入餐馆后厨搜查时，她吓坏了。蛇头和老板一直告诉她，她没有身份，被警察抓到就要去坐牢，还要被遣送回国。她可是欠了十万美金啊，如果被送回国，她全家这辈子也还不清这笔债。
但幸运且出乎她意料的是，警察通过翻译告诉她，她可以得到免费的法律援助，会有律师帮助处理她的身份。正因如此，她才会有机会坐在我面前，讲述她的故事。
做完了笔录，跑去找指导律师谈话。指导律师告诉我，这姑娘可以被认定为国际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这种“奴役契约”是美国法律中规定的人口贩运罪行中的一种：蛇头与奴隶签订合同，将人带到异乡，让人通过苦役偿还所谓的“佣金”。 这种苦役通常伴随着一定程度的限制自由、长时间工作、缺少福利，甚至可能伴随着猥亵、强奸等暴力。因此，只要令移民局认同她的受害者身份并说明如果她回国会有危险（比如蛇头的人身威胁、或再次被贩运的可能性），就可以为她申请T Visa (专为人口贩运受害者提供的签证类型)，她就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可以合法打工，甚至可以在数年后申请绿卡。
这是我着手做的第一个案子。那个暑假，我做了好几个与这个类似的案子：来自福建乡村的未成年女孩，被蛇头辗转带来美国。“这样的案子很多。”指导律师后来告诉我，“尤其是在福建省，当地的蛇头将贩运未成年女孩作为一种获利手段。有一个纪录片，叫做‘Walking Merchandize’，讲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她随即说，每年被蛇头贩运进美国的中国籍受害者有太多，数量是难以统计的。能够被警察发现、并转给公益律师接手的案子只是冰山一角，有太多的女孩子被蛇头带入美国之后，就“消失”了。她们没有身份记录，美国政府和警察都没有办法得知她们的存在。她们可能默默地生存在饭店的后厨，可能默默地在地下工厂中做着苦役，可能默默地落入了地下色情业。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人那样无声无息地生存着，可是我们找不到她们，她们也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出来寻求帮助。我们能帮到的那些，都是幸运的，可依然有不计其数的人正在遭受同样的苦难。
后来我看了指导律师推荐给我的记录片，“Walking Merchandize”。记录片中一个女孩子说，她被蛇头带来美国之后，幸运地被法律组织帮助，拿到了合法身份。然而之后她也一直在打薪水微薄的工，父母一次又一次地来电话催她要钱，说要拿给蛇头还债。她甚至不知道那笔债到底总额是多少，只是一天一天地麻木工作着，一笔一笔向家里寄着钱。在另一个案卷中，我看到一个女孩自述，在偷渡的路程中，曾被蛇头多次强奸。她没有办法，不能反抗，只能默默忍耐。只是想着，到了美国就好了。
问过几个女孩，家里为什么决定送她们来美国。那个圆脸的女孩淡淡地说：“他们觉得女孩子不用上什么学，早点出去打工就好。” 还有个姑娘说，父母希望她出去赚点钱，给家里的男孩“铺路” 。
指导律师也说，从中国被贩运来的未成年人中，以女孩为主。那些中国的父母，基本不会把家里的未成年男孩交给蛇头。
我不禁想，就算是家境贫困，是怎样的父母才会让陌生人带着未成年的幼女漂洋过海，去语言不通的异乡做苦役？她们没有身份，遇到事情甚至不敢去找警察求助，身上背着巨债，没有个回头路。这样的父母，到底在想些什么呢？哪怕让女孩去中国的富裕省份工作，到底还是堂堂正正的公民，遇到困难可以报警可以求助，而在异国他乡偷偷摸摸地打着黑工，就是那些父母希望女儿过的日子吗？
或许是因为贫穷，或许是因为重男轻女，抑或是因为对美国不切实际的憧憬，人口贩卖的罪行仍然在今日的中国与美国存在。这样的事情，最初令我震惊，之后则是心痛。在中国的媒体上，似乎根本看不见偷渡与贩运罪行的存在，而留学生们大多也只在象牙塔中过着简单的生活，难以看见社会的黑暗一面。然而，看不见不代表不存在。在美国，每年都有数百个来自中国的人口贩运案件得以曝光 ，也有无数的受害者可以得到法律援助组织的帮助。 有很多的律师为了“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简单的目标而努力着。要根除这样的罪行，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我想，能帮到一个人，就离目标更近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