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意大利奢侈品牌古奇（Gucci）公司雇佣了一个调查机构，突击检查了一个被怀疑仿造古奇商品的中国公司。结果显示，该公司的厂子里有超过2,000副伪造的古奇眼镜。今年年初，古奇公司入禀中国法院状告造假的中国公司。案子看上去必胜无疑。

《华尔街日报》报导说，但几个月后古奇公司被告知，其雇佣的调查机构收集的部分证据可能是伪造的。因此，中国法院拒绝受理这桩案子。这凸显了外国企业状告仿冒者的一大难题：它们依赖突击检查来收集证据，但打假行动本身就可能是假的。

中国成为造假的世界工厂

美国政府和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的仿冒品销售额约在2,500亿到6,000亿美元之间，大部分在中国制造。全球性品牌花在打假上的费用每年都超过千万美元。

过去，突击检查和没收仿冒品是外国企业寻求关闭造假者的关键步骤之一。许多外企雇佣律师行或者知识产权专家，并依赖本土调查机构或者线人来搜证。

但是，外企和行业专家发现，这类行动问题太多。比如，调查机构和政府向造假者通风报信，或调查机构伪造结果。这些现象在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都存在。

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十多名知识产权专家和调查人士一致表示，他们监督了成千上万次的突击检查，腐败才是造假案的最大问题。独立调查人士泰尔（Alexander Theil）从1996年以来参与了几千次突击检查，大部分在中国。他说，很多案子中，调查数据是伪造的，文件是伪造的，或者令人生疑。

根据美国政府的数据，在2014财年，美国收缴的仿冒商品市值约为12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中国。中国现在正在反腐，并在三个城市设立了特别法庭，来处理日渐增多的知识产权案件。但在政府部门的腐败问题上，中国的透明度仍居国际排行榜的末座。

调查机构与造假者勾结 造假花样多

知识产权专家说，造假者接到通风报信，突击检查就会一无所获。这并不奇怪，更稀奇的是调查机构和造假者勾结起来。香港的谘询业者普莱恩（Dan Plane）有多年突击检查的经验，曾为多个主要品牌在亚洲、欧洲、中东和非洲打假。他说，曾有调查机构指示一些工厂制造假货，然后通知被仿冒的外企前去没收假货，然后索要打假费用。

还有调查人员和造假、卖假者同流合污的例子。去年，四名韩国调查员伪造调查报告、接受卖假者的贿赂并试图出售被没收的伪造商品而被起诉。

还有执法者选择性执法。国际反造假联盟（International AntiCounterfeiting Coalition）主席巴尔齐斯（Bob Barchiesi）曾担任过纽约市警察。他说几年前他曾参与了中国珠江三角区的一个突击行动。行动中6名中国警察没收了3,000件仿造牛仔裤，但对其它可能的伪造商品、机器设备碰都不碰，并任由工厂的员工拿走了生产记录。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厂商开始改变策略。在过去5年中，知名运动品牌厂商哥伦比亚（Columbia Sportswear Co.）一共在中国提起了500多件仿冒诉讼，但是突击检查越来越少。该公司说，突击检查也许本益比（市盈率）不佳，同时需要很多监督才能保证没有作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