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在大陆建政后的土改时，在全国范围内，只要是和国民政府或国民党沾有一点边的人，无论其道德品行如何、无论其是否与共产党有过过节，都一律予以捕杀了，其残酷性前无古人。以湖南的两位人物来举例说明：

杨载雄（1881-1951），又名杨怀斌,字璘轩,湖南澧县县城桃花滩人。杨与蒋翊武从小是同窗好友，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毕业。少时好驰马试剑，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杨加入湘军劲字营北上抗敌。后改投湖北新军，与蒋翊武同队。1911年1月，文学社成立，蒋翊武任社长，杨任本部参谋。9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蒋翊武任军事总指挥，杨为军事筹备员，协助蒋谋划制定武昌起义计划。10月10日晚，武昌起义爆发，杨参加会攻清督署、藩署战斗，身先士卒，勇敢顽强。武汉保卫战中，杨临危受命，由第十标统带升为步兵第六协统领，兼率马、炮各队，防守东湖门，搜索阳逻、葛店、武昌、黄州一带顽敌，进攻龙王庙以牵制清军。退守汉阳兵工厂时，受命指挥将校决死团的一部和敢死队第三队。敌以小船载引火物，拟火烧兵工厂，杨迅挑善泅兵士潜水焚烧敌船，致敌船损人失。汉阳失守后，率战卒千余，死守武昌城外大堤口、毡泥厂、下新河之线，防御工作极坚，见者匪不称道，是蒋翊武“守危城、却强敌”的功勋战将。

民国成立时，被孙中山授予陆军少将衔，并授孙中山亲书“陆军三等龙虎章少将”匾。所属部队被编入北伐第一军，杨被任命为黄陂、孝感镇守使。

1913年杨解甲归澧，1915年至1924年在澧州中学任教。1925年，任命为建国联军川军补充团团长，参加北伐。1927年受国民政府派遣赴沈阳劝张学良易帜。1927年底，因不赞同国民党对渗透自身的共产党的清党政策，又回归故里，重执九澧联立女子师范等校教鞭，直至1936年。1937年至1939年，任澧县国术馆馆长；1940年始，创办童蒙学校，发展地方小教事业。期间著有《陆军上将蒋翊武事略》。大陆官方建政后，曾有毛泽东亲笔信函寄杨，邀赴京会议国事。因年高体弱，未能成行。1951年土改时被枪毙。据传当时有大陆官方“五老”之一的林伯渠，以及投降大陆官方的红人程潜都曾替他求情，结果还是保不到。这么一个民国的开国英雄，1927年后就辞职回家专心从事教育的人，可谓从未与党交恶。对这么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都居然容不下而杀无赦。而且连林伯渠、程潜也竭力营救未果。可以想见当时全国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屠杀。

颜寄村（18871951），本名颜昌榕，澧县城东2公里澧东乡人。自幼嗜学，约20岁时考入湖北武昌存古学堂（原武昌经心书院），受学五年，曾与徐特立先生同学，并为挚友。辛亥革命爆发前，颜追随蒋翊武，为文学社成员，任会计兼发行；武昌保卫战中，又随李仲衡、岳景飞率湘第二次援鄂军参战武昌，担任蒋翊武战时司令部工作；蒋任军务部长，颜即为军务部秘书。武昌组设军政府过程中，颜陈述澄清吏治，严肃法纪等大政尤力，深得党人之意。后避回湖南，致力于于常德、澧州教育事业，勤恳热诚，尽力桑梓。创设澹江完全小学，及试验性工读学校。又曾仔细考察京、沪、杭（州）、苏（州）、无锡、南通、南京、武昌一带教育发展状况。

1920-1925年任澧县县立中学校长。卸任后历任湖南私立明道中学校长、湖南省审计员、安徽省建设厅科员、澧县第一区区长。后又任事于桃源金矿局、花畹岗川盐局、汉口卷烟煤油税局等地。所至皆以廉洁负责著名，尝自谓“服务多年，无所建白，惟案无片纸积留之牍，室无不可告人之钱而已。”抗战胜利后，颜回澧城寓居，并授聘于县城各中学，教授历史、国文、地理、公民等课程。生平讲学，以“学问须从图书馆搬到茶室酒寮”为言，每思深入社会，随时随地随事随人，必期有所裨益。最喜称道者，常谓“有宁静淡泊之节操，必须有鞠躬尽瘁之事业。”又谓“知而不行，是一无气力之学者；行而不知，是一无理智之勇夫。”又谓“无气力之学者，立于人后以冷笑一世。无理智之勇夫，排他人以盲进于世界。”治学严谨，深受学生爱戴。

著有《澧县小学概况》、《考察教育日记》、《乡村自治写真》、《平民家庭读物》、《书目问答》、《中国近代史稿》、《中国文学史》等多部著作传世。1946年，湖南省府主席王东原给颜的《六十寿颂》中，有“修身立德，斯为真儒。经世致用，雅有传书”之赞。1951年土改运动中，程潜曾向王首道求情欲保，但遭婉拒。颜在多次凌辱批斗毒打下，不堪忍受而自缢身亡。……

“土改”时，批准杀人的权力在区一级，二十来岁的区长或区委书记掌握着全区十多万人的生杀大权。深夜，区、乡干部会议结束，大家劳累了一天，睡觉去了。年轻的区委书记（或区长）坐在煤油灯下，根据各乡上报的材料，勾画明日的杀人名单。这时，如果这位年轻人心地比较善良，他手中的“朱笔”稍稍留情，对于可杀可不杀的人，尽量不划红勾，这些人就可能幸存下来。如果这位年轻人“阶级斗争”观念比较强，杀红了眼，“朱笔”一路勾画下去，则明日刑场上便有十多位地主的天灵盖被打飞……要是这位年轻人打瞌睡，“朱笔”误点在某个原拟不杀的人的名字上，醒来后又没有发现这一错误，这人明天也就完蛋了！

杀人的权力虽然在区一级，但实际上，某位乡干部要杀谁，甚至因私仇某位贫雇农要求杀谁，跟区委书记说一声，少有不批准的。

斗争地主的场面十分野蛮，拳、脚、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对于某些强加的罪名，跪在斗争台上的地主想解释一下，战战兢兢刚开口，台下在积极分子的带领下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淹没了地主那微弱可怜的声音；台上的积极分子立即抽耳光，拳打脚踢，打得你根本无法开口。在这节骨眼上，起作用的是“人性”。这位地主如果性情特别温和，待人十分宽厚，以前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没人告他的状，也许能逃过一劫，留下一条小命。如果几十年来因某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说话不小心，得罪过某位贫雇农，在土改干部的挑唆下，贫雇农指控他是“恶霸地主”，就完蛋了，没有分辩的余地。在贫下中农这一方，如果人性好，富有同情心，看到地主挨打挨斗被杀十分可怜，不记恨往日的小事，宽宏大量，什么也不说，这位地主的小命也许能保留下来。如果是个生性嫉妒、幸灾乐祸的积极分子，见人受罪心里乐，看到杀人便兴奋，告状时添油加醋，无中生有，一个一个的地主，便死在他手中……。杀地主，没有任何标准。每个村子都要杀，不杀是不行的上面的政策规定：“户户冒烟，村村见红”。假设那个村子里没有人够资格评上地主，就将富农提升为地主；假设连富农都没有，就“矮子里面拔将军”，把某位倒霉的富裕中农提上去……总之，至少要杀一个，杀一儆百！

当年杀地主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天灵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髓，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目睹者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栗，甚至吓得好几个夜晚从恶梦里尖叫着醒来，掩面而泣……杀多了，吓怕了，反抗者都缩头了，新生的红色政权便巩固了。

“土改”，产生了的恶劣的后果和严重的后遗症。

首先，“土改”人为地制造仇恨，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华夏大地本来是一个文明礼义之邦，尊老爱幼、相互礼让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处。在农村，上下不相慕，贫富两相安，生产生活，秩序井然。自从“土改”将谋财害命、杀人越货，颠倒为备受赞扬的“正义事业”之后，人心涣散了，传统道德观念崩溃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争斗，尔虞我诈，道德沦丧。今日之中国，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追本溯源，“土改”难辞其咎。

其次，“土改”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农村中有一批勤劳俭朴、善于经营“田秀才”，他们上升为富农、地主后，代表着当时农村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农具比较齐全，资金比较充足，生产具有一定规模；他们经验丰富，接受新生事物较快，有能力选择和改良作物的品种；他们的农、副业产量总是达到当地最高水平；他们先进的耕作方法给贫苦农民起了示范、带头作用……如果让他们继续富下去，其子女留学美国归来后办农场，中国的农业或许会改变面貌，跟上世界前进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们打压下去，杀的杀，关的关，管的管，生产资料瓜分得罄空……中国农业一条极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断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万别，有的人就是头脑不想事。许多贫下中农只能在别人的指挥下从事简单劳动，缺乏独立门户掌握全盘生产的能力。把土地分给这样的人，他们一缺资金、二缺农具、三缺种子、四缺经验……明明分给他们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种不出粮食。所以，土改后的第一年，生产总是倒退了。更有一批懒汉，把分的东西吃光用光，分的田卖给别人，依然是个穷光蛋。

“土改”通过斗争和杀戮，把善于经营的地主、富农打压下去，农村中就更加缺乏经营型人才了；把已经集中了的生产资料，零星分散给不善于经营的单人独户，使农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

第三，“土改”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土改”利用“流氓无产者”打冲锋，斗垮地主、富农后，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纷纷入党做官，趾高气扬地成为“书记”、“委员”、“主任”、“乡长”、“村长”……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恶质化。这些人大多一字不识，居然洋洋得意上台作报告，开口第一句便是：“我是个大老粗，只晓得三担牛屎六箢箕……”。不因没有文化感到羞耻，反以为荣！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马，伪装积极，拉帮结派，任人唯亲，欺下瞒上，惟命是从……他们能力低下，不懂生产，却指手画脚瞎指挥，常常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农村领导权落在这样一帮没有文化、素质低劣、目光短浅的人手里，农业生产怎么能搞得好！加上“土改”后不久，毛泽东头脑发热，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到1960年前后，农业生产全面崩溃。

第四，1953年“土改”结束，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滋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埋下了祸根。“土改”以及多变的农业政策（首先是单干，后来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户单干……），产生了严重的后遗症：农业生产停滞不前，长期处于落后状况，至今无法跳出小农经济的窠臼，远远落后于世界农业发展水平，农村贫穷落后，农民苦不堪言。……

私人财产受到保护，这是中外古今共同的规则。不论成文的法律或不成文的习俗，都是如此。尽管历史上破坏私人财产的事不断发生，但是像中国大陆发动的这样大规模、长时间，而且由政府主导来实施的事还是罕见的。用暴力土改，让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有机会瓜分地主的土地，还能分得浮财，从而换得他们对政权的支持。劫富济贫从道德而言，是损人利己，是不道德的。在文明国家里也有“劫富济贫”，但手段是温和的，经过多方面的协商，取得大体上能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方法，这就是征收累进所得税。而大陆官方的土改，不但不是温和的，而且极端暴力，非常血腥。不但在土改当时充满着暴力，而且将对地主的暴力当成一种正义来实施。这才有文革时期各地残杀阶级敌人的大规模杀人事件，对地主们在身体上的施暴还延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地主的子女受尽各种欺凌和侮辱，剥夺他们应有的基本权利和起码的社会保障，不让他们受完整的教育，堵绝他们在社会上发展的一切机会，叫他们永远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到四十多岁还不能结婚，没有人愿意跟他们一辈子受罪。他们只能找同为地主后代或反革命分子的后代成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最不人道的记录。

这些残暴行为能够成为“符合正义”的理由，和“剥削理论”——地主收取地租不劳而获，资本家雇佣工人获取剩余价值，也是不劳而获，因此有理由向他们“清算”——有关。对“剥削阶级”进行清算就有了根据。这个“剥削理论”在20世纪一度流毒很广，于是才有“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这个理论认为要避免剥削必须实行公有制，而在实施公有制中充满着侵犯私产的暴力血腥事件。经过近一百年的实践，证明所谓“公有制”的毛病比私有制更大，所以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抛弃了剥削理论。但是这个理论至今仍然有市场，有的国家坚持公有制几十年，然而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地被搞得穷困不堪。中国因不再坚持“公有制”，“改革”取得一些成效。但贫富差距也过分扩大，成为社会不安定重要因素。

否定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有其重要的理由。如果私人财产不受保护，人人得而据为己有。这个世界就成了强盗世界，秩序将荡然无存。更谈不上财富的创造和积累。粗看起来保护私有财产是保护了私利，似乎不道德；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随便侵犯别人的财产就更不符合道德。

至今还有相当多的人不认为保护私产的必要性，在中国的宪法中对保护私产的巨大争论就是一例，在实践中侵犯私产的事也不断发生。普通人应对的办法是上访告状，有钱人应对的办法是移民出国。所以，要想使私产的保护得到牢固的实施，必须对过去侵犯私产的事重新评价。即使不能赔偿归还，也应该赔礼道歉。
(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