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当局对手机芯片大厂高通祭天价重罚9.75亿美元，创其反垄断调查最高罚金纪录，却会使中国经济付出更高代价。 美媒评论说，真正的输家是中国经济。在经济放缓的时刻，中国尤其需要外国投资。北京当局法律敲诈的方式只会赶走外国企业。 彭博专栏作家皮赛克(William Pesek)2月11日评论说，高通的劫难是中共针对外国公司尤其是美国公司打压的一部份。

在过去七个月，美国标志性企业微软看到它在北京、上海等四个城市的办公室因为模糊的“垄断行为”指控遭到突袭。克莱斯勒、强生和非美国公司如葛兰素史克和三星因为随心所欲的理由受到数百万美元罚款的打击。 北京的民族主义冲动根深蒂固。在过去两年，北京瞄准一系列跨国公司。对高通持续14个月的反竞争行为调查断定该公司的芯片专利费太高，以及高管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迫使顾客付钱。
然而按照这种定义，中共整个经济制度不是反竞争的吗?共产党也在经济当中持有主导地位，并且没有对使用不公平规则欺负外国公司表示出一点点内疚，迫使它们面对官员的索取乖乖掏腰包。 跟高通的和解协议对本土新贵企业如小米、联想和华为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它们将支付更便宜的专利费。但是中共本身则遭遇截然不同的声誉打击。北京当局仍然不满足它对合资计划的规定——外国企业必须跟本地公司合作而且本地公司要持有51%的股份——它现在寻求使用非常接近法律敲诈的方式来控制那些在它日益增长的市场里挣大钱的外国公司。 
这种看法可能在一个非常不妙的时刻损害大陆经济。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重大逆风：不温不火的全球需求，另一轮欧元危机，疲软的日元和上升的通缩风险。在一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仅仅上升0.8%，这是五年来最虚弱的水平。生产者通缩加深，下跌4.3%，这是连续35个月的下滑。为了稳定增长，中共需要外国直接投资稳定的流入。相反，FDI已经在下滑。天罗地网的诱捕外国人令中国更加失去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这些天，跨国公司在亚洲寻找工厂厂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选择。
他们不能完全放弃中国14亿人的市场，但是它们可以把赌注扩大到迅速提高制造业能力的国家，包括印度。在2013年，五大东南亚经济体——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泰国——在获得的FDI上超过了中国。这个趋势在2014年加速，部份原因是中国缺乏可预测性。 驱赶外国公司也将跟习近平更大的改革野心相悖，后者包括利用竞争和市场纪律来迫使中国企业更有效地运作。通过宠溺和偏爱国家大企业，中共有风险损害中小私营企业的发展，后者对于经济重点从出口转向服务业至关重要。
而且，通过限制或赶走外国企业，中国在放慢思想、人才和技术的流动，而这些是创造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繁荣的国内市场所需要的。 问题的关键不是像高通这样的外国公司需要按照中国规则行事：它们已经这样做了。关键是那些规则本身必须改变，变得更加公平更加透明，如果中国想要茁壮成长。是时候让中共政府遵循它自己的建议，允许市场在中国发挥主要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