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2000年8月，杜邦同意赔偿和解，比洛特的律所也收到了相应的费用。这个案子似乎可以结案了。

但是，比洛特并不想就此收手。他心有不甘；更确切地说，他感到愤怒。这么多年，他为化学公司代理了这么多年，但蓄意隐瞒如此严重的健康危害，他遇到的还是第一次。PFOA对牛造成的损害他已经看到了，那么当地的十万居民呢？他们的身体有没有受到影响？他们的肝脏有没有变绿？

之后几个月，比洛特写了一封长达972页的信，其中附上136件证据。他把信寄给了所有相关监管机构，其中包括当时的环保署署长和司法部长。被逼急了的杜邦撕破脸，向联邦法院申请对比洛特的禁言令，不过被驳回了。

走到这一步，事情的性质就变了。比洛特所面对的不仅仅只是杜邦一家公司，而是对整个含氟聚合物行业发出了挑战。

根据美国在1976年开始实施的“有毒物品管控法案”，环保署只能对已经被证明有毒的化学物品进行监测，造成了对化学合成品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各公司的自觉。在过去四十多年里，环保署所限制的化学品只有五种。而在市场上，有六万多种合成化工产品没有被列入监管，它们被广泛地应用于厨房用具、电缆电线、医疗用品和汽车及飞机零部件的生产，PFOA只是其中的一种。

说到这里，有必要再表扬一下比洛特所在的塔夫特律所——他的做法得到了律所的支持，他的举报信都是用公司抬头的信纸寄出的。也就是说，塔夫特站在了自己客户的对立面。毫无疑问，这会对律所的业务造成影响，但比洛特的上司特普说，“律所所有的合伙人都为比洛特感到骄傲”。

因为比洛特的举报，杜邦在三年后的2005年被环保署处以1650万美元的罚款。这是当时环保署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一笔民事行政罚款。听起来好像很惊人，但其实这个金额只占PFOA给杜邦当年带来利润的2%。

4、

在发出举报信之后，比洛特又开始着手为那些饮用水受到杜邦公司污染的居民代理进行集体诉讼。看起来也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他对PFOA的了解不比杜邦内部任何一个人少，而且他还熟谙各种法规条例。

很快，就有原告找上了门，是一名叫凯格(Joseph Kiger)的教师。九个月前，他在收到的水费账单里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通知，上面说在当地饮用水里检出了一种叫PFOA的物质，但是浓度很低，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有一句话尤其让人感到困惑，“杜邦公司报告说，他们掌握的研究数据能够支持他们对自己的监管措施为公众身体健康提供防护的信心。”

杜邦用自己的研究数据来支持自己的政策，这件事听起来有点让人不太放心。正是这句拗口的话，让凯格起了疑心。

凯格妻子达琳(Darlene)的前夫曾经在杜邦工作，下班回家后经常出现恶心、发烧、腹泻和呕吐等症状，据他说公司里其他工人也有类似的症状，他们称之为“特氟龙流感”。

达琳的前夫曾经有把工作服带回家的习惯。但是到了1976年，杜邦禁止了这个做法，前夫告诉达琳，因为杜邦告诉他们PFOA会对女性健康构成危害，还会提供婴儿致畸率。六年之后，达琳做了紧急子宫切除手术，又过了八年后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看到那个奇怪的通知后，达琳把这一切都串了起来。“我开始想到他那些不让带回家的衣服，想到我的手术。我开始寻思，杜邦对我们的饮用水造成了什么影响？”

凯格通过各种途径搜寻到的信息最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人，辛辛那提塔夫特律师事务所的比洛特。

比洛特的集体诉讼一开始想选择离杜邦工厂最近的一两个水区，但是后来发现有多达六个水区、以及很多私人水井里的PFOA含量都超过了杜邦内部的标准，有些地方甚至超标7倍，总共有7万人喝着有问题的水，有些人已经喝了几十年。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棘手的法律问题。那时还是2001年，PFOA并不是政府列出的受监管的物质。联邦法律和州法律都没有将其列为污染物，如果政府都没有认为PFOA有害，又怎么能在法庭上说它影响了7万人的健康呢？

当时他最好的策略是用杜邦内部对PFOA含量的标准——十亿分之一。可是当杜邦得知比洛特又要进行一场新的诉讼时，马上找了三个公司自己的科学家和三个州环保局的科学家，定了一个新的标准：十亿分之一百五十。

这个标准让比洛特大吃一惊，他请来的毒理学家设定的健康上限是十亿分之零点二。可西弗吉尼亚州支持了杜邦的新标准。

更让人震惊的是，两年后，曾经为杜邦工作的几名律师进入了州环保局的领导层工作，曾经是标准制定者的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监管者。

但比洛特还有新的策略，那就是西弗吉尼亚州刚刚开始实施的一项法律，原告只需证明自己被迫暴露于有毒物质即可胜诉，被告必须要出资为原告进行医疗检查。如果原告之后患病，可以继续无限次地要求赔偿。

尽管受污染的六个水区里有四个位于相邻的俄亥俄州，但根据这项法律，比洛特还是在西弗吉尼亚的州法院提出了集体诉讼。

与此同时，美国环保署也开始了自己对PFOA的调查。2002年，他们公布了初步的调查结论，认为PFOA不仅会对喝了污染水的人造成危害，还可能危害每一个人，比如用特氟龙锅做饭的人。让人不安的是，美国的血库中都检出了PFOA，美国成年人血液中PFOA的平均值在十亿分之四到五之间——而杜邦和3M早在1976年就知道了这一点。2000年，3M停止生产PFOA，但杜邦并没有使用替换材料，而是在纽约建了一个厂自己生产PFOA。

比洛特的策略奏效了。2004年9月，杜邦就集体诉讼提出和解，同意在受到影响的六个水区安装过滤装置并付出7000万美元的赔偿。他们还同意花钱研究PFOA和任何疾病是否存在“可能的联系”；如果确认存在联系，杜邦愿意为受到影响的居民永久支付医疗检查的费用。

到了这一步，接受杜邦的条件看起来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选择。比洛特已经在这个案子上花了三年，其他的什么都没干，公司也为此遭受了经济损失。现在回报来了，比洛特和其他原告律师一共可以收到2170万美元的费用，公司的损失得到了弥补，杜邦也将为当地社区提供有干净的水。比洛特完全可以收手了。

但他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