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东尼

身居辉煌的凡尔赛宫中的路易十四，与生活在雄伟的紫禁城中的康熙皇帝，几乎处在同一个时代。他们同是幼年继位，君临一国，又同样有著丰富的治国经验，使各自的国家繁荣昌盛。300多年前，两位励精文化薰陶的东、西方睿智君主，本著海纳百川的远见卓识和了解对方文明的强烈愿望，开启了两国交流的大门。

17世纪前期，由于法国不是海上强国，中、法两国之间尚无商船直接往来。法国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他们的船只仅仅通过印度，将一些中国的货物运到法国。当时，法国宫廷刺绣匠师瓦尔利特和园艺家罗宾已创建了刺绣协会，专门向宫廷刺绣匠师提供具有东方风格的刺绣图案，可见当时法国人对东方的热爱。

17世纪中期，中国瓷器在中国以外地区，仍被视为罕见的珍玩，只有凡尔赛这样少数大宫廷，才大规模陈列收藏瓷器。

当时宫廷生活里的中国影响几乎到处可见。路易十四本人习惯用中国或按中国式样制造的家具；凡尔赛宫内，王后有一整套中国家具；王太子的办公室内，摆放著四把中国扶手椅和若干折叠椅；甚至国王仆人家中，也有中国漆桌、花瓶与挂毯等物品。

西元1670年，路易十四为蒙特斯潘夫人建造特里亚农宫，该宫模仿中国建筑风格，被称为“中国宫”。凡尔赛宫中举行的庆祝娱乐活动，经常包括中国题材，国王与王后多次直接参与。如，西元1667年狂欢节时，凡尔赛宫举行舞会，路易十四主持开场仪式，他的装扮像中国人。

西元1685年狂欢节时，王弟菲利普最后出场，他身上穿著中国大臣的服装；西元1700年1月，凡尔赛举行盛大舞会，路易十四乘坐中国式的轿子出场。路易十四还曾设想将罗浮宫建成“国际宫殿”，其中包括中国厅与意大利厅等等。

关注对华事务虽不是路易十四的主要对外工作，但他却力图与中国直接联系。

路易十四力图法中交流
路易十四掌权初期，法、中两国接触有限，了解甚少，在他统治的数十年内，两国的交流逐渐加强。他和宫廷曾派遣人员与商船前往中国，建立对华贸易公司，举办与中国相关的舞会，接见与中国有联系的人员或抵达法国的中国人。西元1684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从中国返回欧洲，其同行人员包括中国教徒沈福崇。该年8月，他们到达巴黎。

9月15日，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他们，并以晚宴款待。沈福崇应路易十四的要求，用汉语朗读祈祷词、用筷子进食。

中国瓷器风行欧洲
中国瓷器进入欧洲，最初为上层人士装饰家居所用。17世纪晚期，中国外销瓷的欧洲市场形成且种类繁多，除了有茶具、餐具、茶叶罐、糖盒、奶罐、污水碗、剃须盆、痰盂、壁炉装饰、手杖柄等之外，还有各种鸟兽和人物的瓷像，尤其是瓷佛像，西方人特别喜好搜集，而餐具和咖啡用具则是在欧洲最畅销的品目。当时，路易十四曾命人到中国订制带有法国甲胄、军徽、纹章图案的瓷器，因此“纹章瓷”风气大兴，用瓷成风。

西元1698年法国建立“中国公司”，法国第一艘商船“昂菲特里特”（Amphrityite）号，直接驶往中国。于10月24日停泊在澳门，31日抵达广州，采购瓷器就开始了，除了从商人手中购买存货，还把订单送往景德镇。那里有专门从事外销瓷生产的陶工及画师，他们很熟悉这类加工订货的工作，能够依照客人所提供的绘画或实物，准确的模仿所需，并在很快时间内完成“订烧瓷”。该船在西元1700年回法国，西元1701年再次来华，于西元1703年再返法国。两次从中国运去大量丝绸、瓷器、漆器（法语因而把漆器叫做“昂菲特里特”），一时法国风行穿著丝绸，摆设瓷器、漆器。瓷器主要为青花瓷、伊万里瓷（Imari，仿日本瓷）及珐瑯彩瓷。西元1705年，该公司改称“皇家中国公司”，可见路易十四对于中国的重视。

对瓷器的钟爱，以及销售瓷器的高额利润，也使法国很早就开始想方设法仿制中国瓷器。因为法国商人必须用金银币支付东方瓷器的进口，致使法国金银库存迅速空竭，所以在本地生产瓷器则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成为试制瓷器的中心，法国色佛（Sevres）窑长期以来，以软质瓷的生产而具有与德国的迈森（Meissen）相匹敌的地位，所产瓷器在技术和外观纹饰上模仿中国，而又有所创新，体现出法国人力图理解中国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瓷器成为向法国传递中国形象的桥梁。

法国钟爱中国漆器刺绣
路易十四时代晚期，随著各式中国漆器进口量增多，漆器在法国开始广为流传，而且东方式的设计几乎独占领导地位，家具、轿子、车子、手杖，无处不用漆画上中国图样。贵族们还以轿子为彰显身分之物，故而在上层社会盛极一时，连轿子颜色和乘轿规定，也完全模仿中国。

与此同时，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国的刺绣品与染色、愅丝等技术，也传入法国，成为时尚。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服饰，无论男女都普遍饰以刺绣、折裥、蝴蝶结等，连贵妇们的高跟鞋鞋面，也是以中国丝绸、织锦为面料，饰以刺绣图案。贵族家中则陈设著典雅、精致的中国刺绣床罩、帷幔、插屏、窗帘等。许多普通家庭主妇都绣制家居所需的枕袋、靠垫、台布、垫布等。路易十四的公主也热衷于飞针走线，路易十四有时还亲自为公主挑选最美丽的刺绣图案，可见其对刺绣的钟爱。如同仿制瓷器一样，法国人在模仿中国纺织品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中西结合的风格。不仅如此，中国的金银线刺绣和中国漆器上的金漆彩绘，也对17、18世纪的法国绘画、手工艺，以及建筑艺术、室内装饰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王室贵族的引领下，中国风风靡18世纪的法国上流社会，并传布到德国、英国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支配了欧洲人的审美情趣。

十七世纪，法国传教士们奉路易十四之命，来到中国，主要目的是为法国国王服务，他们学习中国观象台的建设，并经常向法国政府呈送关于中国各方面的信息；其次，他们的活动是传教。法国传教士之一白晋，在呈送路易十四的报告中曾写到，他幻想康熙大帝改信天主教，他以为，这样当时人数堪与欧洲匹敌的中国，将改变信仰，继而，中国周围各国民众历来崇拜中国文化，也将效仿中国，皈依天主教。幻想毕竟是幻想，行不行得通，那不是他说了算的。开明的康熙大帝，明确的告诉各国传教士们，他不是反对西方的宗教，但不希望天主教到中国来传。康熙大帝没有对传教士们采取任何强硬措施，而是巧妙的让他们留在皇宫中服务，这样既阻止了他们传教，又把西方的文化艺术等，留在了中国。白晋便很快地学会了汉语和满语，他在华近50年之久，于北京去世。

法国传教士当时带到中国的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其中包括：西洋钟表、千里眼（望远镜）、显微镜、寒暑表（温度计）、西洋刀剑、地球仪、八音盒、各式测量仪器等。许多器物至今还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时，尤以西洋钟表最令康熙大帝及后妃们喜爱。白晋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做过这方面的介绍，说：“康熙大帝还经常提出要以欧洲的，其中包括巴黎的各种制品，作为样品来复制。由于皇帝对各类新奇制品都有强烈爱好和深刻了解，他在北京时，每天都要让人按时送来出自新建研究院（当时称为如意馆）院士之手的作品，若在某个寓所时，就2天送一次。皇帝总是检验这些作品，指出其中的不足，该表扬的就表扬。他把手中的杰作留下来，总是要嘉奖那些才能出众、工作勤奋、精益求精的工艺师，甚至给他们加官晋级，并钦赐黄马褂。”

康熙年间，在如意馆工作的法国传教士、机械师陆伯嘉，于西元1701年来华后，一直在内廷为皇帝及亲贵制造物理仪器、计时器与其他器物。他的技艺高超，在中国生活了17年。此外，因康熙大帝的喜好和实际的需要，清宫造办处也仿制了一些器具，主要是供皇帝个人使用。据《清史稿》记载：“圣祖天纵神明，多能艺事，贯通中、西历算之学，一时鸿硕，蔚成专家，国史跻之儒林之列。测绘地图，铸造枪炮，始仿西法。”

在康熙大帝刻苦学习西法之际，在法国，路易十四却对舞蹈如痴如醉，他先后出现在21部芭蕾舞剧之中。耶稣会士们还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历史、地理、社会制度，以及天文、医学、动植物学和文学等方面的著作。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西元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西元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等著作，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另一方面，经过法国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于西元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及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十八世纪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的文化与艺术，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

西元1699年（康熙38年），法国传教士白晋著《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中写到：“儒学预示著一种普遍的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而在300年后的今天，他的预言又给了我们怎样的启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