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宪：当时做这行都不会讲英语的，在香港都是摆地摊，没有什么古董店，所以很少有人到外国。1968年，香港有一些暴动，很多人都移民到加拿大、澳洲、美国。我妹妹在伦敦念书，她说：“二哥你到香港这么多年，到伦敦来看看他们的拍卖行是什么样的。”第一家是Sotheby's（苏富比），去一看，这是拍卖行，怎么拍，坐著的人中间都是大老板。
到了1972年，我跟拍卖行也很熟了。苏富比派了三个人到香港来跟我商量，能不能在香港也开拍卖行。我说你们可以来。他说：“我们在香港不认识人啊。”我说：“你认识我就够了。”“货谁给？”“我给你。”“买的人呢？”“也是我来。我给，我买。”就这样，一步一步做了六、七年，之后很成功。
后来Christie's（佳士得）又来看我。我劝他们也到香港来。他们也是同样的话：没有客，没有货，不认识人。也都是我保证的。他们开始做的时候，都是两、三个人，现在都是两、三百。之后翰海、嘉德就开始了。他们也不太了解，都派人来问我拍卖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拍、怎么售货。之后开了荣宝斋等好多拍卖行。以前，除了伦敦跟纽约，全世界都没有拍卖行，从那时开始到现在，国内拍卖行做得这么疯狂、这么潇洒，都是有原因的。
每一个收藏家开始一定是被骗的，被骗后懂了一点，就自己骗自己，骗了自己再骗人家；那么被骗的这个人呢，他也是被骗、自骗、骗人，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从前，有好多人买了一辈子，都是他自己以为是真的，其实都是假货。有个人买了一个瓶，喜欢得不得了，老抱在身上睡觉，他怕地震啊。有一天家里起火，他抱那个瓶就出去了，把孙子都忘记在里面，烧死了。
所以，你们买东西一定要买好、买贵、买精，放五年十年比房地产还要涨得多。普通的东西再给你一百年，还是普通的东西，好的东西不怕贵，越贵越好，越贵越值钱。可是你们要眼睛张大了，不要买假货，要多听、多问、多学、多看。没事到大的拍卖行，他们展览不要钱的，你们随便看。多跑博物馆，看看博物馆的东西，有好处、有进步。
马未都：刚才张先生讲了很重要的话，比如：他讲收藏的真谛，先是被骗，然后骗自己，然后再骗别人，循环往复以致无穷。
我跟张先生认识三十多年了，有很多照片为证，这是其中一张，还有其他不同的角度。很奇怪，每次他举起一号牌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被拍进去了。当时可能是很愿意沾沾张先生的仙气，买不起还不能去凑个热闹？有钱的出个钱场，没钱的出个人场，我属于那个人场，就是陪著。拍卖就是这样，买家固然重要，但是看热闹的也重要，尤其是帮著叫好的，你看鼓掌的叫好的，全是买不起的。
我们这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江湖，每个人都深入其中。很多人都说：“你们那个行业不好。”我说：“为什么不好啊？”他们说：“你这个行业尽卖假货。”我说：“我告诉你，自打宋朝以来，收藏就是在真假之间游走，玩的就是眼力和心跳。一千年以来，这个市场就这个样子，但是一千年以来，豆腐、白菜、鸡蛋、猪肉，都不会有问题；今天豆腐、白菜、猪肉、鸡蛋都发生问题的时候，你们认为这个市场必须纯洁，你们觉得这个事情可能吗？”“收藏”这个江湖就是要让你学会辨识这个世界，在辨物的同时辨人，在领略物的同时领略人，继而领略我们这个世界。
一个人首先要有承受。东西看得到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藏得起，藏得起还要卖得出去，卖得出去还要赚钱。
马未都：我讲一个江湖上的传闻，关于张先生的。就是杏林春燕珐琅彩的那个碗，这个碗是个传奇。我原来说过一句话，珐琅彩的官窑瓷器——当然珐琅彩的也不一定全是官窑——珐琅彩的官窑瓷器是官窑中的官窑。这只碗2006年在香港拍卖，那个时候我跟张先生在一起。
这个碗1985年在香港头一次拍卖，江湖上有一个传闻，台湾有一个大佬咨询张先生，说这个碗我有点喜欢，能不能买？张先生说这个碗是很不错，但是碗心有一点点划痕。然后这个大佬就放弃了购买的意愿。张先生用一百万港币加佣金，总共110万港币买到手。台湾大佬就问：“你不建议我买，为什么你买？”张先生说：“我不在乎那个划痕。”
刚才张先生一直说一定要买好、买精、买贵，这个碗搁了二十一年，在苏富比重新拍卖。那天我在香港碰见张先生，我们都没进拍卖场，在一个犄角旮旯说话聊天喝茶。到底能卖多少，谁都不知道。拍卖场上就是这样，你无法去估计最后一个结局。
一会儿消息就传来了，一亿三千多万，加上佣金一亿五千万落槌。一百万到一亿五千万，中间有漫长的道路，令你心动的翻倍，都在那一瞬间实现了。张先生很大度地说，中午饭你们都不要跟我抢著买单了，我请你们吃最好的上海菜。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饭，谈笑风生中把二十一年的江湖走过了。
我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一个人首先要有承受。1985年，一百万是天文数字，在北京能买一百个四合院。如果知道后面有一亿五千万，你当然敢砸锅卖铁都买那个碗，但问题是你那时候不会知道这个结局，你不会知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所有的变化。所以，买东西是有承受的。我在苏富比买第一件东西花了21万港币，那个时候没有大陆去的，我是第一个。
张宗宪：第一、你要跑拍卖行，全世界的拍卖行。首先，东西你看得到，看得到还要买得到，买得到还要买得起，买得起还要藏得起，藏得起还要卖得出去，卖得出去还要赚钱。要买货就是三个字，第一是真、善、美，第二是真、精、新。第一要真，第二要精。真都是真的，明朝好多真的；精的有多少，鸡缸杯是精的；精了之后还要新，什么叫新？不是新旧的新，东西保存得一点瑕疵都没有，这叫新。
主持人：有一件事情我有印象，他参加拍卖会，因为影响越来越大，很多人看张先生喜欢什么就买什么，张先生不举牌，他也不举。所以张先生就拿拍卖图录很认真地记了很多东西，走的时候假装一不留神忘在了预展现场，有人就赶紧把这本书拿过去一看，哇，这就是张先生要买的，于是就把目标转移到张先生不太想买的东西上去了。是不是有这个事，这是不是一个技巧啊？
张宗宪：这是“空城计”。好多拍卖行看我的图录，因为我每次要买的东西都旁边折一折，要多少东西折多少。那个时候，一本书可以说七成都折了，现在呢，一成也没有，因为一般我买的东西是全世界最贵的。
我NO.1坐在第一排，从前要什么买到什么。现在你出一百万，人家出一千万，你出一千万，人家一个亿，因为有钱人太多了。场里等到一个举牌的都没有了，还有好多坐在电话里（按：委托席），电话也打到了，还有网络的，网络也没有了，我才能够买到。你说贵不贵？贵。好不好？买到的是好东西。他们一看萝卜张在顶，一定是不会错、不会假，也不会破、顶、顶。你说我哪里顶得过他们，所以我92岁要退休了。
马未都：看见张先生你能理解一个人的心态。13岁入行，可以知道很多过去的事。我们这代人跟张先生差一代，我非常尊重张先生，张先生过八十大寿的时候，我送给他一本书，在书前面写了非常长的一段话，说您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个常青藤，从年幼一直到现在有这样的成就，爬得满墙非常遒劲，但是每年都会生出新芽。
从一个行业的角度讲，张先生是一个榜样，没有多少人能这样平安地走过三个时代。第一个是我们知道的旧中国民国时代；第二个以改革开放为界。前面的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能够理解的。在那个年月里，张先生就开始做生意，跑北京，所以他高兴的时候，能说出很多过去的异闻旧事。异闻旧事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生态，比如：他刚才说灯市口的四牌楼，为什么这个地方叫东四，就是说四个牌楼。我的姥姥从来都不会说东四、东单，她永远说单牌楼、四牌楼。
今天这样的一个谈收藏的活动——收藏在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在一个假日的下午有这么多人到场，这说明什么？不是说明我们这个事有多大价值，而说明这个社会今天文化的价值。文化的价值导致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向心力，所以你愿意听我们百年以来文化价值的承载物——就是文物的沉浮。
马未都：今天虽然是说收藏江湖，说收藏市场的事，但是很多事情是同理的。香港是我们中国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早年我们去香港的时候，出过很多笑话，我在苏富比第一次买东西的时候，人家对我的信任，我至今都非常的感动。
当时没人认识我，我就说我想买个东西，人家一下就扔给我一个牌，扔给我一个就举著，落槌了以后就交钱。三十年前，虽然买的东西很少，我都是拣最便宜的买，但当时的东西太好了，好东西太多了。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拍卖场的气氛。
早年去苏富比，在富丽华酒店，预展参观是没有人的。我现在不太敢去，有时候去也看不成，老有人围著。那个时候，东西都是裸放的，架子上大件的东西全部都裸放，很零星的几个工作人员。进去以后抱著东西就看，看完了搁回原处。铺的都是地毯，盘腿坐在地毯上，一件一件的看。那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觉得看一天也不知道累，也不知道饿，也不知道渴，其乐无穷。人都要有那样一个状态，没有那个状态很难去深入。
第一次举牌，我都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脑子里的血都往上涌，一举脑袋就嗡的一下，一举就嗡一下。那个时候，香港的拍卖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场面，稀稀拉拉的坐一些人，谁买什么都知道，没有大呼小叫的，都非常斯文。
很多人都不在了，朱汤生，当时很年轻，站在台上。我听不懂英文，但是落槌我看得懂动作啊，一落槌指著我“谢谢”，我就知道这个东西是我的了。那种内心参与的激动、忐忑和力量的不足——所谓力量的不足是什么？张先生刚才一直在讲这个事——你得有自个儿的钱，别举完牌子去借钱。
提问：我想问一下您的这些收藏，它本来就流传有序，您有没有想过它的继承、传承，比如说：留给家族，还是留给欣赏它的人？
张宗宪：我把最好的东西一定留给社会，不是捐给博物馆，就是捐给美术馆。
主持人：我第一次听到张先生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表达这个态度，我们再次鼓掌。
马未都：我觉得张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老说人到一定年龄才能理解一些事情，有些时候不是高尚，而是走投无路。因为这些东西必须得有一个很好的归宿，不管是不是经过你的手，以前还经过皇帝的手能怎么著？还不是皇帝走了而东西留下了。所以说道理得需要慢慢去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