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物自北京故宫播迁至台北故宫，中间是30余年的浩劫。在烽火连天下，能万里迁运又毫无损毁，这可以说是奇迹了。

前情提要：西元1937年七七事变，开启抗日之战，自文物南迁首都后，决定再次西迁后方，躲避战火。以故宫为主的80箱精品，首先运离南京赴湖南省长沙市，次运第二批文物2084箱至湖北省汉口市。此时战火已迫近首都，而故宫及其他机关寄存的文物共一万多箱，仍在南京仓库（朝天宫）中。

八年抗战 文物西迁
—— 北路陆运7286箱
当时南京在筹备难民区，南京市长马超俊希望将朝天宫划入难民区范围之内，以保护文物的安全。但因距原划定区域太远，且不保证日军不侵犯难民区，于是难民区计划之筹备人 —— 杭立武先生，主张文物离京。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张群秘书长为此电示蒋委员长，复电核可。

杭立武先生与故宫留京人员商定水、陆二路抢运文物，车辆方面洽请国防最高委员会协助，船只方面则向英商包租，同时还要筹措经费，调动人员。情势紧迫，抢运人员冒著敌机空袭的危险，不分昼夜，未尝停顿。自民国26年11月20日到12月8日（西元1937年），短短的二十天，水、陆二路竟运出文物共14571箱。几日后南京就失陷了，当时尚有文物2900多箱来不及运出。

北路陆运文物共7286箱，以陕西省宝鸡市为第一目的站。文物到宝鸡后，先暂存在关帝庙与城隍庙中，打算在城外挖凿山洞安放文物，但发现洞里潮湿，同时军情骤然紧张，故行政院命令故宫将文物迅运汉中。

宝鸡到汉中，要翻越险峻的秦岭山脉，需三百多车次载运，幸得西安行营的协助，解决了车辆问题。启运时正值冬天，秦岭大雪，路陡山滑，曲折颠簸，过程险象环生，司机及押运人员备尝艰苦。搬运了四十八天抵达汉中，文物暂存于城内文庙及褒城县属的宗营镇内祠堂和大庙，也只待了四十几天，喘息方定，行政院又命令要文物再西迁至四川省成都市。

汉中往成都，路长565里，少了像西安行营的帮助，首当其冲是车辆和汽油供应的难题。在抗战期间，有时就算有钱也难以解决，最后还是得到军事委员会的协助，才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二是“蜀道古来难”，许多路段在大雨过后，路基被冲毁、桥梁被折断，司机及助手不仅要自行修复路况，还要搭建浮桥过溪。

曾经遇上几个没有桥梁的渡口，须把汽车开到木船上，然后用人力把木船向上游拉一段距离后，再使船顺著水势靠向对岸，等到全部的车辆都过河了，再继续前进，相当费时、费力。

存放在汉中的文物，自民国27年5月（西元1938年）开始运往成都，隔年5月初，重庆（战时首都）遭敌机轰炸，行政院紧急命令存放在成都的文物，须在5月底前全部运出40里以外，以免受到轰炸。这时运到成都的文物已有5000多箱，要再运出，难题接踵而来，去哪里找二百辆车？运往什么地方？存放在哪里？押运人员如何分配？都必须火速解决。

经各方商酌后，选定峨眉东门外大佛寺、西门外武庙，作为库房。中国联运社有新车八辆，成都到峨嵋152公里，若无法如期运完，可暂存在途中的彭山县，作为转运站。人员调配由那志良总其成，而汉中未运清的文物，直接运往峨嵋。

最终，存放在陕西省汉中市的7286箱文物，于民国28年7月11日（西元1939年）全数运到峨眉。话说当时汉中文庙的文物才运出不久，汉中被炸，文庙中弹，要是晚一步，文物将受到损失。再说四川省绵阳市附近，曾有一卡车由桥上倾覆河底，幸好河川干涸，车上档案文物均无损失。（待续）

见杭立武著《中华文物播迁记》